邦联主义与欧洲一体化

邦联主义作为与联邦主义并行对应的一种政治一体化思潮 ,对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具有深刻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邦联主义的理论先驱关于通过建立欧洲邦联实现欧洲和平的思想及其影响 ,然后重点评述了当代学者关于邦联的含义及其特征的有关论述。在此基础上 ,考察了战后邦联主义与联邦主义的欧洲联合之争 ,并就欧盟体系所体现的邦联因素及邦联主义解释上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邦联主义将继续与联邦主义共存 ,共同影响和塑造欧洲一体化进程。     

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

今年金秋十月，恰逢中国和德国建交34周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李北海率团赴德国首都柏林参加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司法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等单位的专家，与德国议会、政府、联邦宪法法院等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学者共50多名代表与会．就人权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德人权研讨会由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于1999年共同发起主办，每年举办一次，2001年该研讨会被正式纳入中德两国政府间《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长期项目。第八届中德人权研讨会的主题是“人权与司法”，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和德国（欧洲）在维护和实现人权方面的国际合作、司法在实现人权方面的作用以及对国家决定是否符合人权标准的审查、司法人员培训、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简介

引言 德国联邦议会于2001年10月通过了<债法现代化法>(das Gesetz zur Modemisierung des Schuldrechts),该法将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是<德国民法典>施行100多年来,立法者对债法进行的最大,也是最实质的修订.该法的通过,标志着德国债法改革持续二十几年的争论告一段落,它必然会在德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暨第11届中俄地区合作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5月22日,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暨第11届中俄地区合作研讨会在广州隆重召开。西伯利亚联邦区推介会系“俄罗斯年”国家级项目之一,中方由外交部和对外友协主办、广东省人民政府承办。对外友协会长、中俄友协会长陈昊苏,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中俄友协常务副会长刘恕,外交部代表姚培生大使以及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经贸界人士出席了上述活动。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梅津采夫、俄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第一副代表普罗斯佳科夫、俄外交部国际科学文化合作中心副主任萨雷莫夫分别率团来华与会。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     

美国电子政务FEA架构初探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世纪，更是各国政府争相跨入信息时代的世纪。各国政府为了增强各自的综合实力，在有限的财力条件下尽可能地发展虚拟政府即电子政府（其初级模式称为电子政务）。近些年，投资最多、范围最广、退步最快的美国政府以其“扩展电子政府”（Expanding E-Government）的口号，快速占领了世界电子政府完成度排名第一的位置。美国电子政府在2002年後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其中除了以布什为首的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采用了比较合适的“联邦事业架构”（FEA，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本文简单介绍FEA架构，井有重点地分析部分参考模型的功能结构，以期对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有所启发。     

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再看美国的宪政体制

联邦究竟享有怎样的权力？1789年美国联邦宪法在联邦与州之间究竟做出了怎样的权力界分？这一深远与根本的问题几乎从来不曾脱离人们的视线。1819年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一案中，马歇尔大法官对于宪法应为扩张解释、联邦政府权力范围以及联邦享有相对于各州的优先地位等问题的判决，便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之一。     

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简介

俄罗斯在1995年1月2 5日通过了<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该法对俄罗斯在信息化浪潮中对信息的所有和使用进行了规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国在有关信息使用和开发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本文拟对该法作一简略介绍,可供参考、借鉴.     

欧亚巨人的战略对话

3月21日起，俄联邦总统普京对我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俄罗斯年”活动同时拉开帷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可以肯定的是，新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俄战略对话，必然会成为中俄友好关系新的增长点。     

联邦主权与州主权的迷思——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的政治修辞及其法律陷阱

本文通过对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政治解读,揭示出马歇尔大法官如何运用政治修辞与法律推理技术把联邦党人的政治主张变成美国宪法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其细致分析了马歇尔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对历史事实、宪政理论乃至法律概念的解释采取了歪曲和误读,以服务于其捍卫联邦主权、扩张联邦权力的政治主张,从而指出,法律人既要掌握修辞的技艺,也要对修辞保持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