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理解"广狭义辨

学界分别用"课程系统"和"教材"这两个理解对象区分"课程理解"的广狭义虽简单明了,但这种区分稍显粗糙。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些混用现象和弊病都与之有关,说明人们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广狭义背后的理路没有理清。"课程理解"是教育学科领域的基础性概念,是研课程、讲课程及学课程绕不开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作精细分析。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在哲学原理上,广义"课程理解"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课程;狭义"课程理解"从教学认识的角度达到课程理解。在理解的方式机制上,广义"课程理解"运用的是抽象(经验入)及演绎(先验入)思维,产出课程的概念以及课程观;狭义"课程理解"运用的是理解—解释思维,产出课程文本语言的意义及认知模式。在理解取向方面,广义"课程理解"的取向侧重价值层面;狭义"课程理解"的取向侧重主客观层面。在理解的影响因素方面,广义"课程理解"主要集中在理解主体、学科理论、国家意识形态及实践问题等;狭义"课程理解"主要集中在理解主体、解读方式及文本载体三个方面。     

单位走私犯罪疑难问题刍议

走私犯罪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严重犯罪,当前我国走私犯罪相当严重。司法实践中,单位走私犯罪涉及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关于单位走私犯罪与个人走私犯罪的界定、单位走私犯罪主体的定位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责任追究要引入成本概念——关于立法执法的经济学思考

以刑罚为主要手段的责任追究,目的是惩处和预防犯罪。对犯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要引入成本概念,做到罪罚相当。“罚不当罪”是犯罪行为不断递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以法律为准绳,正确处理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与“以人为本”等方面的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内涵的现实辨析

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产物,表现为一定的具体性、过程性和相对性,是现实的、可感的,通过人的各种现实行为显示出来。以可感性的视角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现实内涵主要体现为学习力强化、创新欲望强烈、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社会关系丰富和谐等方面。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刍议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重要内容 ,2 0 0 1年 1 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4条也被认为是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较为完善的条款 ,但对于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有何区分 ,《规定》第 4条作为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是否还有缺陷等问题 ,学界似乎少有关注 ,不少问题是悬而未决的     

铁路公安机关警力不足之辨析

长期以来,各级公安机关一直没有从警力不足就是警察数量不够的误区中走出来,一味强调增加警察数量。本文作者对当前铁路公安机关的现有警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警力是一种资源,应当得到优化配置的观点。文章列举了警力资源被浪费的种种表现,并就如何走出警力不足的“瓶颈”,提出了六点设想:一是精设机构,优化警力资源配置;二是严把“入口”,向素质要警力;三是畅通“出口”,完善民警淘汰机制;四是从优待警,激发民警的工作潜能;五是科技强警,不断提高公安工作科技含量;六是学会“借警”,依托治安辅助力量。     

“防患于未然”的警醒与探讨——兼论我国刑法第306条的存与废

我国刑法自1997年修改之后,刑法第306条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就备受法律界尤其是律师界的关注,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屡次被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人认为刑法第306条属于职业歧视,导致职业报复现象的发生和法律的重置,使律师不愿代理刑事案件,造成司法人员和律师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影响律师权益的保障。笔者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提出如何正确对待和完善该条法律规定的建议。     

国家文化软实力之涵义:观点综述与反思辨析

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国家文化软实力涵义的阐论众说纷纭,其中既有诸多宝贵的可取之处,但也存在着有待进一步破解的问题,故对此做了梳理与探讨,既提炼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涵义研究中六个方面的卓见,又甄别出了五点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维度及其关系予以了解析。     

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2013

正《红旗文稿》以"抓住事物的根本,阐扬彻底的理论"为己任。精选2009—2012年《红旗文稿》文章的"理论热点辨析——红旗文稿文选"连续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2013年,《红旗文稿》又发表了一大批直面理论和社会热点、难点、疑点的文章,为思想理论界探索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健康的、建设性的、高层次的思想理论平台。比如,《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     

假药与劣药二元标准界定的司法辨析——以毒胶囊事件为视角

毒胶囊事件的发生,不仅引发了全民“药慌”,同时揭示了劣药犯罪的法律硬伤.我国立法对假药和劣药采用了二元标准进行划分规定,同时在定罪和量刑条件上进行区别对待,一方面存在诱发劣药犯罪、导致刑罚不公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国际惯例,不利于开展交流合作活动.针对目前假药、劣药犯罪问题立法缺漏和司法困境,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和劣药概念统称为伪劣药,再根据“成分”和“药效”的不同程度来划分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规定不同的刑罚幅度,是立法的必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