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轨迹。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以詹姆逊、阿尔都塞、巴赫金为例,探索新的视角,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学术范式与方法和批评实践这几个方面入手,讨论詹姆逊如何运用中国问题的隐喻来建构其文学阐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吸纳到他的核心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理论;巴赫金的理论如何从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方面与中国形成折叠与对话。     

数据技术驱动下编辑职能的深化与延伸

传统新闻编辑的职能着力于信息的整合、版面的融合,数据技术的发展将让编辑成为新闻行业中数据技术的主要实践者和应用者.数据技术有助于编辑"把关人"职能的深化,编辑的职能将不只停留在新闻的生产层面,还会不断向传播阶段延伸,逐渐由新闻的生产者转变为新闻的经营者,不断引领新闻业的革新浪潮.     

当代文学转型中的赛伯批评空间——兼谈网络文学的若干特性

上世纪末，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20世纪中国学，宏观上正经历着向以狂欢精神为主导的新学时期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及网络学的流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有可能继报纸之后为日益民间化、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批评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学既深受狂欢化的当代学影响，同时由于自身的特性，又强化了这种狂欢化倾向。网络及网络学、狂欢化的当代学以及日益民间化了的知识分子，三将会互为表里，互相推动，形成狂欢化学时代的第一个里程碑，从而对未来学创作的形式、内容、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可贵的“矫正”意识

有一位副连长，他在队列前批评战士，态度严厉，不讲情面，在年终总结中，不少人以为战士少不了要“轰”他几炮。意外的是，战士对另外几名干部提了不少意见，对这位副连长却是赞扬的居多。有的战士说：“副连长要求我们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他批评我们，是为了我们的进步。”     

中西交通的一道桥梁：法国文化圈内的华人作家

二、沟通东西的文化骑士盛成 20世纪上半期的留法学人中,自觉担当东西文化媒介和桥梁者甚众,而首先以"写自家旧事",在法国文坛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沟通作用的,是盛成(Cheng Tcheng,1899-1996).这位被称为"世纪见证"的"东方文化骑士"①,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称得上沟通中西的一道桥梁.     

怎样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

近年来,一些单位、部门的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效果不尽如人意。往往汇报工作多,思想交锋少,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认真,甚至根本没有开展起来。有问题的人总是轻易过关,致使个别领导干部犯了错误,栽     

重读周恩来，《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普遍开展了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也按照党中央部署，结合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实际，在南方局机关及所属党组织中开展了整风学习。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垂范，带头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干部学习报告会、讨论会等多种形式，系统总结党领导革命斗争以来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开展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领导才干，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推动了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全面发展。收入《周恩来选集》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树立落实工会维权观须强化“五大理念”

围绕“深化厂务公开加强预防腐败工作”进行调研后建议：一是要把深化厂务公开预防腐败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落实党内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查自纠等项生活制度与落实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向职代会诺廉述廉、开展职工民主评议活动等制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基层领导人员，尤其是“一把手”的思想作风、学习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始终置于职工群众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