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品格的守正出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不仅其自身得到了检验发展,它的基本原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和"致胜法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实践和总体性思想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发展革新、和而不同的哲学品格,其内涵在实践中日益丰富,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沈雁冰革新《小说月报》对当代文学刊物的几点启示

1921—1922年间,沈雁冰成功地对《小说月报》进行了全面革新,使之成为20世纪20年代"文坛第一刊",在新文学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国文学期刊不断探索前进、深化改革的今天,沈雁冰的编辑思想与编辑实践活动具有很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批判与重构：昂格尔理论思想评介

批判与重构始终是昂格尔法律思想的主旋律。从理论初期对法律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对宏大的政治学理论的建构到后期对自由主义法学思想中的“合理化法律分析”的批判,昂格尔逐渐从激进的理论冲动走向慎思的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其对自由主义传统法律思想下的法律分析和法律体系中掩盖的政治冲突和利益的纠缠揭露得淋漓尽致,并针对于此,提出了自己的“革新性选择”的全新意识形态观念。其思想立意高远、理论宏大,在当代法学界、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     

同一方向各俱特色——中越政治体制改革特点之比较

越南与中国同为亚洲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有着大体相似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也大体相似: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社会主义为方向;稳定为前提;共产党为领导;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民主为目标;依法治国为方略;循序渐进为方法。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不同,中越两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一些差异:代议机关的常设机构层次不同;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产生方式不同;政党制度不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不同。     

西方新城市管理：理论轮廓与反思

近十几年来,公共服务途径经历了重大转型。一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精神受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主要依赖私部门管理实践,强调将竞争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性。实践中,新公共管理力求将市民(公民)定义为产品的消费者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顾客。研究显示,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促进了某些城市服务的改进,但也存在严重局限。主要表现在它不能释放改进公共服务的关键动力———市民和社区能量。作为一个整体,城市领导者与管理者在重塑公共服务改革议程中有着关键作用。作为改进城市治理质量,必须处理3大关键挑战。并将这一途径称为“新城市管理”,以寻求管理变革与地方政治复兴的融合。     

住总设备物资公司工人技师协会：重奖技术革新创造发明者

本刊讯 日前，北京住总设备物资公司工人技师协会在大华分公司现场召开科技工作表彰会，公司技师协会领导与来自各分公司不同岗位的工人技师20余人参加了现场会。会上，公司工人技师协会对大华分公司生产技术部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奖金。     

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试论朝鲜近期经济改革

自今年7月起，朝鲜推出一系列经济变革新举措，但这些举措并非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是“引进市场经济”。这些变革并没有触动朝鲜现存的经济体制、经济路线、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宏观经济层面，更没有改变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是把变革的重点放在了分配领域和经济管理层面。它虽然在分配领域改变了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配给制，但在生产、投资领域却依然保持着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朝鲜的这一经济变革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只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一种调整。朝鲜最高当局推行经济变革的“底线”是不能损害更不能危及其现存政治体制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当改革使最高当局的“危机感”消除之后，改革有可能刹车，甚至可能转而强化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越南社会主义：在革新开放中探索前进

越南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外交上“一边倒”基本政策。1986年越南共产党六大确立革新开放路线以来,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革新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稳定,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越南社会主义在革新开放中探索前进。     

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超越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最热门却又最不成熟的话题。目前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在数十个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获得采信,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建立在刑事实证学派的目的刑思想、犯罪被害人学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和相对报应主义刑罚观基础上的恢复性司法,在自身定位、理念、功能甚至制度设计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需要重新梳理和整合,从而探索出超越恢复性司法固有缺陷的改革路径,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之法治精神的理性诉求而不断革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