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对韩愈碑志文的接受与传扬

欧阳修作文经历了学韩与变韩两个时期,关键在于对“文道”思想的标举与传扬,其“学韩“确立了韩愈古文在北宋的典范地位,而其“变韩”则为宋代碑志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到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人的文学创作,其承上启下,贡献巨大.     

话说燕赵文化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句话本出于唐代韩愈之口。韩愈的这句话被后世许多人加以引用、发挥，渐而竟成为概括燕赵文化的一句精辟之语。然而，人们在引证这句话的时候多半省略了其中的“古称”二字。其实，正是这两个字说明了早在韩愈所处的唐朝之前，“慷慨悲歌之士”便已经在燕赵大地上大量涌现了。最能够体现所谓燕赵慷慨悲歌之风骨的古人，快乐大叔以为便应是2000多年前那个“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秦王拉下马”的荆轲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惟陈言之务去”乎——韩愈诗赋创作习用《昭明文选》之考察

近人李审言辑《韩诗证选》,已发明了韩愈诗作与《文选》的关系;经微观比勘可知韩愈赋作等更是深得《文选》收录之"骚"体文的精髓:"《骚》意"和"《骚》体"。韩愈诗赋,化用《选》诗,学习《文选》古文辞藻、文法,扬弃其陈腐的思想言论,互补以现实生活中的活语言和新意,体物写意、抒情言志,唱响诗文之最强音,达到了"复古"(继承)与"惟陈言之务去"(革新)的天然统一。     

论韩愈、姚合的私人天地及其美学意蕴

韩愈与姚合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均有重要影响。虽然历来论者很少将二者并提,但作为出身庶族地主的文官阶层,二人面临着共同的出处矛盾。"出"意味着庙堂的机巧、喧嚣、炫目,"处"则指向山林之淡泊、宁静、清幽。在此矛盾的困扰下,他们二人都有一个由兼济而独善、由外而内的转向,这种转向导出对私人天地的关注与建构。私人天地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闲适的文官趣味,在自己的私人天地中,以审美态度经营日常生活。他们闲适、淡泊的人生态度与淡雅、清幽的审美趣味成为此后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内容。     

韩愈碑志的创革之功

韩愈在碑志创作中发动了一场全面深刻的革新运动，把碑志从墓主的生平资料罗列发展为传记文学，从应用领域引入纯文学的领域。促成韩愈碑志革新的因素是多重的，它既是碑志这一文体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深受古文运动的影响，同时与韩愈尚“气”的人格型态和尚“奇”求新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它也是文体间交流融合的成果和中唐传记文学全面繁荣的表现。     

论金元士人对韩愈接受的特点

金元时期意识形态中出现了多元思想文化并存的局面,同时文人对古代文章学的建构进入了关键时期,文人士大夫对韩愈的评价、接受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个体的儒学修养和传统伦理道德看得较轻,而对文章文法的研究比较重视。     

大美华山

华山让人游兴萌动的是一条古道,华山让人心生敬畏的也是这一条古道。南北朝时文学家任昉在他的笔记小说《述异记》中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晋时华山脚下一个叫王     

韩愈为官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作为一代文宗,韩愈为后世留下了惊人的财富,作为一名官吏,韩念同样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唐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搞了一次大规模的     

中国古诗词中美女的代称

一、红袖。本指女子红色的衣袖，代指美女。如韩愈《边上看猎赠元戎》：“红袖拥门持烛炬，解劳今夜宴华堂”，唐代白居易《对酒吟》：“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     

诗画的交融与诗境的迁变——以韩诗为中心考察

韩愈的艺术感通力极强 ,徜徉于诗画之间逐渐累聚的审美积淀对其山水诗作影响至深。对《山石》和《画记》的剖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韩愈作品诗画交融的实质就是对传统艺术手段的大胆消解与背叛 ,它使韩诗具备了独特的质感。这种特殊的质感既有传承之轨迹 ,又显示了盛唐与中唐作家诗境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