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生态意义究竟何在?——兼向刘兵、曹南燕教授请教

虽然"天人合一"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人与自然和谐,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却具体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天人合一"所蕴涵的等级价值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不矛盾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新视域,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两难困境。     

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

董仲舒的儒学是天学,但惟有日用伦常才是董学的真正归宿。董仲舒强调“五常”始终是帝王执事和国家政治追求的目标。《春秋繁露》里,董仲舒把“仁”解为“天心”, 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在于天。董仲舒还指出,“仁在爱人,义在正我”。在道德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仁发于外,惠及广远。而义则发于内,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这显然已与先秦以来各家学派“血亲为本”的仁义主张形成了鲜明比照。     

《天问》题名考辨

《天问》是"天"来"问"人,而不是屈原"问天"。这个"天"并非神秘的天(上帝),而是屈原艺术构思中特指的"天民"。屈原采用借天设问手法,问各家对各种问题的解释、论述以及各种文字记载、口头传闻,是否准确无误、是否真实可信、有何依据、能否验证、如何求证?这样解读,《天问》题名与作品内容就一气贯通了。     

鲁迅．《狂人日记》与丹斋《梦天》的比较研究——以作者精神再生为中心

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和丹斋的《梦天》（1916）共同表现了作者精神再生或思想认同确立的过程。通过首次觉悟或最初觉悟，主人公们（“狂人”和“一民”）在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人世的罪恶。之后，主人公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些罪恶进行批判，但最终不免饱尝挫折甚至受到监禁。狂人明白了自己也不是没有吃人欲望的“真的人”之后，才能摆脱疯狂状态；一民认识到自己也不是除了国家之外什么情感都没有的“真的爱国者”之后，才能脱离地狱监牢。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和《梦天》在结构上和思想上具有相似性。     

“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与“比德”文学的发生

中华民族具有将自然伦理化的独特文化魅力.原始先民"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到商周时代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们认为自然界有着与人的伦理道德同构相通的特性,形成了以自然之物比君子之德的"比德"文化.从文艺发生学来看,只有随着人的主体性的逐步确认,人对自然的审美机制才能逐步形成并完善;而且"比德"文学并不是道德建设直接工具性、借用性、辅助性的文艺手法,而是一种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     

试论理气相分对程颐的性二元论的影响

程颢的“理气”关系是一体性的,这种理气一体性决定了他将“理一气”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程颐则肃清了其兄所体贴出的“天理”中的恶的因素(虽然此恶非指理本身),从本质上斩断了“理”为“气”之恶负责的情形。“性”来自“天理”,气质之性来于气禀,而“理”与“气”的完善关系在程颐这里尚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理气相分.程颐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便较少联系,因为它们分别属于“理”与“气”,从而成就了他的理气相分的性二元论     

基督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格格不久，仅以它那种无论男女老少、长幼等卑都同在一个教堂里顶礼膜拜，加上耶稣受难的裸体十字架，以及圣母玛利亚半担阳的画像，就足以使少见多怪的人们膛目结舌，使封建卫道士掩面痛泣声既然如此，为什么受基督教义影响而创立的拜上帝会，能够被洪秀全、冯云山用来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这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所建立的“拜上帝会”，宗教上虽然渊源于西方，但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大大中国化了，从而适应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太平天国怎样将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中国化的？基督…     

孔子天命思想与殷周文化传统

近年来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已逐渐由伦理、政治层面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层面 ,其天命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孔子天命思想所具有的多重内涵 ,与孔子对殷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关。孔子继承殷文化原始宗教之天 ,对之进行了主体性的改造 ,使之成为满足主体精神慰藉需要的道德情感之天。孔子继承周文化代表民心民意、作为政权转移依据的政治化的天 ,对之进行改造 ,使之成为个体道德的依据。孔子的天命思想相对于殷周文化传统凸显了人在道德领域的自由 ,但由于脱离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天命又成为决定人事成败、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消极因素     

“天人和谐”与法律价值取向的转换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念深入人心,法律的生态化趋势同样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促进法律既要关注人也要重视生态进步的价值共识,努力实现"天人和谐"的法律价值目标。     

崭新的维度与异域的陷阱——论毕淑敏《蓝色天堂》的范式开拓与审美缺陷

《蓝色天堂》的出版可谓一个文化信号,它昭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从大陆文化转向海洋文化,从被动开放走向主动开放,在思想空间、写作范式和审美内容上均开辟了崭新的维度。作品以化抽象为具象、化晦涩为生动的表述方式,突破了文学传统对情、景、理关系的定义,思考所及既有人与神的关系,也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人与人的关系,融合了多种文明的特点,是开放的中国在文学上的映照。然而,《蓝色天堂》也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对异域风情的渲染流于浅表,且多有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