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     

Adding to the Controversy? Civil Society’s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Dialogue in Yem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ssembles a picture of Yemen’s 2013–14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NDC) by collecting perspectives from local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which are contrasted to the views of international commentators. Despite all efforts by internal partie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ialogue failed to avert war, which broke out shortly after.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50 CSOs, we reconstructed the reasons for failure, as well a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bserved strengths of the dialogue. Half of the consulted organizations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NDC, either as an invited participant or in a brokerage role. The other half concerns outside observers. We identify aspects on which the opinion of the CSOs converge, but also highlight striking divergences depending on insider/outsider status. In contrast to the view espoused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e CSOs overall feel that, in spite of all its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flaws, the NDC was a significant junction in the long road towards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laid important groundwork for future dialogues.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法学研究状况——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通过对1993-2004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法学类项目类立项资助项目相关指标的分析,来展现我国目前法学学术生产格局的大致状况及其背后动因;并通过与经济学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比较以及对法学类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在社科基金项目中所占比例等数据的分析,来呈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的权力———知识格局。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文化精神铸民魂——略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长期熏陶培铸的结果。在中华文化精神的陶冶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铸造了民族之魂。中华民族是一个求实的民族,崇尚气节的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豁达乐观的民族。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中国民族也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是需要改进更新的。     

民族社会控制系统分析

民族社会控制是民族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是一个系统的调控过程 ;民族社会控制主体是个体、群体、组织与国家的有机结合 ,而民族社会控制的对象是民族社会互动、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 ;民族社会控制的目标是民族社会秩序。它们与控制规范、控制手段共同构成了民族社会控制系统且处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     

论党的十六大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具有多重意义 :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及对策

如何应对新经济的挑战,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本文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调整的重点,并通过优化国有资产配置、用产业全球化的思维、合理引导外资投资、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等方面浅谈了我国相应的对策。     

浅探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科学发展

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救济手段,它的内涵以及它制定的最终目标都体现出“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它在我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着许多不足,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去加以科学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