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研究

在多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我国于2020年10月通过了《出口管制法》,并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原则。该原则与美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所提的“国家安全”相比,具有内涵更为丰富、关注国际安全以及关切人民利益等优势,将其纳入《出口管制法》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会受到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国际社会四个方面的限制。为了该原则在出口管制领域的适用,我国应当完善出口管制法律体系、规范司法适用实践、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以及加强国际交流与沟通。     

真假之外——浅谈文学与虚构

"文学"这一全然晚近的词在诞生之初,便与虚构有着某种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并非现今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文学虚构即虚假"——将自然真实与文学艺术所含有的虚构进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而是一个更加值得深思与探讨的话题。因此,可以通过探讨文学本质同虚构间的联系来摈弃精神锈斑,在粗略的真假对立之外,尝试追寻属于文学与虚构的另一种答案。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途径:融合与协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权力监督体系来维护投资方利益,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实现企业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而加强党的监督工作,促进党的监督与企业其他监督系统融合与协同发展是重要途径。文章结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实际,分析了其托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的具体措施:明确各监督体系的职能定位和业务界面;实施严格的经营管理分级授权控制体系;加强企业监督体系的融合与协同管理;完善监督职能履行考核评价体系等。     

在培训机构训练中受伤不适用自甘冒险规则

【裁判要旨】受害人在营利性体育培训机构中受伤,由于营利性机构具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加之培训、排练等活动不同于正式比赛,风险可控,因此,不应允许培训机构以自甘风险为抗辩而免责。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过失,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判定赔偿责任。     

非正规的“正规化”: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政服务企业——基于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

在非正规就业盛行的家政市场,家政服务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亟待考察这些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就业效果。通过分析2019年四个城市的家政工人调查数据,发现家政服务企业的发展可能会影响家政业内不同工种的收入差距,改变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原有结构。伴随管理者企业的介入,家务员收入大幅提升,母婴护理员和家庭保洁员的收入则出现下降。家政企业对工人收入的改善和工作正规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本文不仅呈现了家政就业市场内部的异质性,为家政工作的正规化讨论提供中国经验数据,还指出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在以女性为主的非正规就业市场上的特殊性,具有一定政策意义。     

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研究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职工参与机制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防止职工权益受到不当损害,降低企业并购成本,消除劳资之间的冲突。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职工参与的组织形式和企业对职工的告知义务,但存在职工参与的内涵界定模糊、职工代表机构未发挥实际作用以及法律后果缺失等问题。为完善我国企业并购中的职工参与机制,应当明确雇主对职工的告知义务,规范职工参与企业并购的组织形式及其职能,并完善雇主违反职工参与规则的法律后果。     

论监狱安全稳定长效机制的构建

保障安全是监狱的基本功能,是罪犯改造的基本前提,虽然监狱用于安全防范的投资越来越多,但监管安全事故屡有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探索监狱安全防范机制建设的新思路、新途径,使监狱管理的各项资源能得到优化利用,形成化解矛盾和防范事故的新机制,以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长效机制,促进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浙江省侨联“三服务”助力侨企复工

走访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月18日,为认真贯彻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三服务”活动和疫情防控工作有关部署,根据省委统战部关于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相关要求,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实地走访了部分复工侨资企业,重点了解当前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倾听基层和群众诉求,帮助协调企业实际问题,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

2018年,作为全球高技术创新方的美国,放弃传统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处于技术创新劣势的中国实施进口限制,且对象不仅包括其对中国呈贸易逆差的信息通信技术,更有呈顺差的其他高技术。美国选择这种反常规与无差别的高技术进口限制,其直接利益诉求包括限制《中国制造2025》的实际实施、满足美国政治和利益集团需求及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其本质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因此,中国需在发展好自己的基础上,主动对受损高技术行业加大扶持、深化中欧全球治理合作、选择重点行业对美国进行目标反制、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企业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预防争端扩展至金融领域及防止多边联合针对性技术制裁等,降低美国高技术进口限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