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行动:困境与出路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已经过近60年的风雨洗礼,后冷战时期的维和实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然而却面临着财政困窘、立法缺位、预防性部署、传统规则濒临消解等重重困境。本文力图寻求财政解困途径,提出立法规制建议,全新解读传统规则,从而探究维和行动未来发展的出路。     

“为选民服务是我的天职”

在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有一户归侨家庭，户主谢彦辉在外地工作，已退休回沪，老母亲是归侨，无业在家，儿子小谢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媳妇玲玲和孙女也是外地户口。一家四代五口，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饮食起居全靠媳妇玲玲照料，家庭生活以谢彦辉微薄的退休工资和玲玲不固定的外出打工收入来维持。这户特殊困难家庭是虹口区各级组织重点关心和帮助的对象。     

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分析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法,贯彻自愿、中立、非武力等基本原则。冷战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的担忧和非议。当前,联合国的改革与发展已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如何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制化、规范化已成为摆在联合国及各会员国面前的紧要问题。     

全球正义：从“基本权利”到“完全义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全球正义”的国际伦理观。当前，全球正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并保证每一个个体皆能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从权利意义上看，维持生计既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又是构成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权利相应要求他人承担积极的援助义务。从义务论的视角分析，诉诸于康德哲学中“以人为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富国对全球穷人的援助不是消极的不完全义务，而是必须履行的完全义务。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公司法结构变革之逆向思维——以公司法对司法解释回应之视角

通过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发展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公司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创立及修订而言,处于“边缘而不予完全考量”之地位.引发此种现象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合力之结果.这种对司法长期积累的鲜活立法素材的不重视,必然引发公司法实践中的宏观影响及微观障碍,不利于公司法私法秩序的发现及总结.为此,公司法在再次修订时应加大对司法解释因素的考量,使司法审判中所发现的“源头活水”能够有效地在公司法立法中得以体现.     

我国社会戒毒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以西安市四家戒毒医疗机构的调查为例北大核心

我国的戒毒医疗机构可以分为监所戒毒医疗机构和社会戒毒医疗机构两类,后者包括戒毒医院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通过对西安市四家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调查发现,戒毒医院数量逐渐下降,相关专业人才缺乏,美沙酮门诊病患数量减少,门诊覆盖面不够,管理难度大。其问题背后凸显出顶层设计不足,相关政策、法律体系需要完善。社会戒毒医疗机构作为国家救治责任的载体,应对其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建议《禁毒法》、《戒毒条例》修改时,完善并明确地方政府对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政策性投入,明确病患管理制度。同时,还应创新社会戒毒医疗机构的管理,将自愿戒毒、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医疗机构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制度有机结合,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和职业荣誉感。     

非上市公司现金对赌的会计处理和法律效力

对赌条款是目标公司向私募投资人授出的认沽期权,具有保险合同的性质,不宜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否定其效力。本文从会计处理角度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恰当的会计处理方式可以表明,私募投资人行使对赌协议项下权利不会造成公司财产无对价地流出。司法机关不宜简单认定私募投资人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协议无效,而应结合具体案情判断。     

吸毒问题的公共政策选择

毒品的特殊危害性和吸毒行为发生的独有特点,决定了应该把吸毒者视为受害者和病人,那种旨在通过对吸毒者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罚款、拘留或者刑罚惩罚来达到遏制吸毒人数增加、萎缩毒品供给市场的企图和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和得不偿失的。当前吸毒政策的调整方向,不是盲目照搬国外毒品合法化的做法,也不宜对大麻等软性毒品开禁,而是继续用美沙酮维持治疗方法替代罚款、拘留、强制隔离戒毒和刑罚,并且向全社会宣传普及该种治疗意义,扩大维持治疗方法的地域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