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现代化范式"之关系主义批判——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教授试图凭借"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经由关系主义视角来探究和处理"应然"与"实然"、中国与西方、中华民族与世界结构的关系.然而,将关系主义批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法律哲学批判和建构这一研究对象上来的时候,邓正来可能会夸大一些问题,甚至可能遮蔽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建构21世纪的中国法律哲学.     

“大同”与“小康”的源流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上．“大同”与“小康”是两个常见的社会概念，并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大同”，原本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乌托邦。从成书于西汉时代且积累有先秦时代典籍成果的《礼记·礼运》中最早出现的“大同”一词来看，它把中国士人所想象的社会乌托邦存在完全包容起来。《礼记·礼运》中用孔子的话描述了传说中的往昔社会情景：“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志焉。     

“乌托邦”一词首译者是谁？

“乌托邦”一词首译者并非戴镏龄，而是严复 贵刊今年1月下半月版刊登的梁信撰稿的《令人赞叹的中文译名》一文，列举蒋彝翻译的“可口可乐”，张福垲翻译的“托福”，傅东华翻译的《飘》等实例，     

《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观后感摘编

通州区法院:我院将观看《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作为开展"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抓手,要求全院干警积极收看,并撰写心得体会。党员群众在收看后的交流探讨中纷纷表示,《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一片深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有助于增强我们广大党员群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微评

@人民日报:准入门槛太高,实施难度太大——异地高考进入实质操作,议论和担忧纷至沓来。这就是当下改革面临的现状:利益主体各有诉求,社会舆论各执一词,得过且过的逃避和乌托邦式的苛求并存。对于改革者而言,既需要精巧平衡的智慧,更需要锐意进取的担当。转型中国,问题矛盾不能击鼓传花。     

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及其时代价值和启示——纪念《乌托邦》问世暨世界社会主义500周年

《乌托邦》是莫尔于1516年出版的游记对话体作品,该书从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社会、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勾勒出整套社会主义理想的蓝本。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为后世提供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素材,也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中国梦”的几点解析

“中国梦”，就其价值和内涵而言，是历史的、县体的、实践的、客观的，也是纯沽的、高尚的；决不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抽象空洞的乌托邦，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之中，     

从协商民主到“乌托邦恐惧症”

英国《政治研究评论》(Political Studies Review)杂志于2012第1期以"民主与乌托邦恐惧症"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民主权威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重要性。本文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为该栏目撰写的导读。在这篇导读中,史蒂文斯介绍了英国布朗大学教授大卫·伊斯特兰德(David Estlund)的民主权威理论以及围绕这一理论所展开的讨论。史蒂文斯尤其关注"utopophobia"一词。这个词是伊斯特兰德     

思想史视阈下的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纪念托马斯·莫尔殉难480周年

思想史上的莫尔形象是模糊的、复杂的、多元的: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无神论者,似乎都能饶有兴味地谈论他们自己的莫尔。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对世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随着《乌托邦》一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传播,"乌托邦"一词也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各种语言文体中由此增添了一个新的词汇,而由这一词汇所负载着的乌托邦思想也随之得以传播和扩散。文学、哲学、宗教、艺术以及各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先后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乌托邦"早已越出《乌托邦》,衍化成了一种符号。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乌托邦思想已构成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