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研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力作——读《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年轻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与工作,就是根据现实情况提出干事创业的思路、方法、内容与途径,并使之符合客观规律、现实情况和科学精神。新时代,年轻干部要将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深入实际、了解实际,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深入基层、心到基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着力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与战略安排落到实处,从而在如火如荼的实践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美伊关系的症结及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新发展

2019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也是美伊对抗的40年。美伊关系的症结在于各自国内均存在强大的反对对方的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社会对人质危机的记忆以及反对伊朗的政治游说严重限制了美伊关系的发展。美国视野下的"伊朗问题"始于"伊朗伊斯兰政权问题",延伸出"伊朗核问题",又因"伊朗扩张问题"而更加复杂。其中,"伊朗核问题"是近期美伊敌对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上述三大问题相互叠加、相互联动,"伊朗核问题"将会更加复杂难解。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