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

当前,在法律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如何科学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并将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充分结合,在本土资源认可和整合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移植法律的效用,是我们实现法律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民国时期移植外国商事立法论略

民国时期虽然没有制定统一的商法典 ,但商事立法活动却十分频繁。本文回顾了这一时期的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三个领域的商事立法过程 ,并着重分析了这些立法在移植外国相关法律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及特点。     

民初律师惩戒制度论析——以惩戒案例为中心

律师惩戒制度对维持律师队伍的道德水准和专业素质起着规范和监督作用.在本质上这一制度反映出律师行业的自治性和国家对这一行业监督、管理和控制的互动关系.民初北洋政府时期在律师惩戒领域实行的是两级两审制:由高等审判厅推事组成的律师惩戒会是初审机构,由大理院推事组成的复审查律师惩戒会是复审机构.这一时期的律师惩戒事宜几乎完全被司法机构所垄断,律师公会被排除在外.就制度渊源而论,北洋时期的律师惩戒制度是对大陆法系中日本制度的借鉴,而有别于德国的相关制度.     

以日为鉴:浅谈法律移植的制约因素

移植法律 ,应充分考虑本国的客观实施条件和技术手段 ,体会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法的精神。移植法律要重视传统法律文化及固有社会状况对现有法律的影响。     

不同培养液对牛孤雌生殖胚胎和体细胞核移植胚胎体外发育的影响

采用体外成熟的牛卵母细胞 ,经 5 μmol/LIonomycin 5min和 2mmol/L 6 DMAP 5 μg/mLCCB 4h激活 ,分别在TALP M 199(TM ,1∶2 )、BMOC M 199(BM ,1∶2 )和CR1aa培养液内培养 ,2 4h和 3 6h各组卵母细胞的卵裂率分别为5 6.4%、5 5 .6%、5 3 .6%和 72 .0 %、75 .9%、79.0 % ,无显著差异 (P >0 .0 5 ) ;培养 8d后囊胚发育率分别为 18.2 %、2 1.4%和 2 9.3 % ,CR1aa内培养孤雌生殖胚的囊胚发育率显著高于TM (P <0 .0 1)。皮肤成纤维细胞构建的重组胚经同法激活后 ,分别在TM、BM和CR1aa内培养 ,2 4h和 3 6hBM和CR1aa内重组胚的卵裂率显著高于TM (4 9.7%、49.8%比 2 0 .5 % ;74.1%、73 .2 %比 5 0 .0 % ) (P <0 .0 1) ;虽然培养 8d后各组胚胎的囊胚发育率无显著差异 ,但CR1aa内重组胚的囊胚发育率稍高 (12 .3 %比 9.8%、11.5 % )。结果表明 ,CR1aa更适合孤雌生殖和体细胞核移植胚胎的体外培养。     

辩诉交易制度之移植与有限实践

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对抗制诉讼程序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社会原因。它的产生是对抗制的直接结果。同时,发达的私法文化则构成了该制度在法律理念上的合意性基础。而我国在移植该制度时,刑事诉讼制度、观念对辩诉交易制度构成的障碍是很明显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证据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主要因素。因此,全面实行辩诉交易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可以在有限领域进行有限实践。     

检法冲突与司法制度改革

<正> 在中国漫长的法制演进历程中,尽管具体的司法制度屡经更迭,但整个司法组织间则一直保有一种高度一致的协调。新中国四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亦复如是。然而,从1992年开始,中国两大司法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司法解释以及具体执法工作中却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罅隙。当司法人员面对两个互有冲突的司法解释处于执法两难境地的时候,似乎不曾有人意识到,检法冲突是中国司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利益多元化     

域外文化的移植——沉默权之中国化

法律移植过程中需要避免片面化和理想化的因素,沉默权实质上是证据规则的告知问题。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国不宜确立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应建立适宜我国国情的“沉默”制度。     

明清律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遭际及其启示

明清律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对日本立法尤其是藩法有着重要影响。维新之后的明治 初期刑法全面移植了明清律例，不过很快就渐行渐远，到明治十三年，则完全移植了西方法。其中的原 因，在于文化、法律和政治上，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与中国趋于“同质”，但是随着全球的近代化发展 和中国的衰弱，“同质”转向“异质”，最终导致日本脱离中华法系。这番遭际也能给现代中国法制建设 带来深刻的历史启示。     

印度合同法律制度述评

1872年《印度合同法》是普通法系第一部成文合同法,它早于英国《买卖法》21年制定.印度合同法选择了成文法的形式,弥补了判例法的缺陷,也更容易为未经系统法学教育的法官所掌握.英国以该法为基础,在印度建立了统一的交易秩序.在《印度合同法》颁布之时,普通法的精神已经由英国法官建立的判例法和英国在印度的法学教育渗透进了印度社会.虽然印度本土宗教法中已经出现了合同法的要素,但最终还是在移植英国法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合同制度,建立了现代交易所需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的价值体系.印度合同法也对英国传统的合同制度进行了变革,最典型的表现为对价、要约与承诺和主体资格三个方面.这些变革吸收了英国合同法在理论上的发展成果,但部分内容在逻辑性上存在缺陷,使相应的制度效能受到了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