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副省长”何以夭折?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值得警醒的纪录。2019年7月18日,江西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蒲波受贿案,认定其受贿金额7126万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蒲波受贿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蒲波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劳动权刑法保护论纲

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综合性的基本权利,其内容十分丰富。对公民劳动权的法律保护应有层次性,对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侵权行为,应当根据其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法律应对措施。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调控手段,对劳动权的保护应发挥最终的保障作用,但亦应调控适度。原则上,只有侵犯劳动者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侵权行为,才可能纳入刑法的调控视野。我国刑法对公民的劳动权的保护范围过窄,对现实生活中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侵权行为,有必要予以介入。     

小女子勾掉了“厅官”的“乌纱帽”

2001年12月24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和受贿罪，判处新疆畜牧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廖邦清有期徒刑8年，并追缴其赃款119333元。人们扼腕叹息：一个正厅级的高官竟被区区十多万元绊倒，这究竟为了什么?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李庆普案件是如何突破的

2002年4月27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经公开审理查明，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庆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款269，832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来源不明的财产差额部分人民币926，958．50元予以追缴；犯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此前，省企业工委决定开除李庆普党籍。最近省监察厅已开除其公职。     

把维护农民权益体现在“清欠”工作中

海东地区地、县党委和政府把清欠农民工工资作为解决“三农”问题、依法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白2002年以来，全区累计清理旷日持久的政府项目投资工程拖欠款1114万元，清理建筑领域房地产工程等企业拖欠款987万元，协调督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58起，为35550名农民工清理追缴工资5082万元，完成清欠农民工工资总量的95％。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有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已有了一定的体现,但仍存在定位不清晰、规范性不强、救济不到位等问题。为了确保善意取得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要从程序法的特点出发,完善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行为,设立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善意第三人的物权得到完整而有效的保护。     

《刑法》第64条财物处理措施的反思与完善

《刑法》第64条的现有规定造成了追缴、责令退赔、返还、没收等刑事涉案财物处理措施含义的模糊和逻辑关系的混乱,也无法同刑诉法的相关措施进行协调。只有在明确追缴和责令退赔是程序性处理措施,返还和没收是实体性处理措施的前提下,合理界定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并将第64条之规定分为两款,才能理顺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制度,为依法顺利追赃奠定基础。     

最高检：5年追缴541亿元12年抓获18487个在逃贪官

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追缴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