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野下担保合同效力的制度变迁

从担保行为历史、担保合同效力立法、司法实践的角度考查,担保制度经历了从人格向契约、再由契约向政策的变迁,各阶段的效力规定均体现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并具有时代适应性。民法典对保证及物权担保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进行了统一规定,其法定主义立场重申了对担保秩序稳定性的价值追求,反映了立法者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担保现实时追求公平的整体目标,而在回应诸多新型担保方式的现实层面,司法则必将承担更宏大的历史重任。     

法、道德和软实力

软实力就是文化实力,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软实力由观念文化所组成,内容丰富,但是其核心是法和道德的观念和知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表现在法和道德的状况上。法和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创造和谐,因此,具有普世的价值。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由此也诱发了侵权问题的复杂化。如何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共同”的理解,理论界为此提出了不少观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批判、吸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判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致同一损害结果时,应以损害是否可分作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     

乡镇公共服务中的行政合同研究

行政合同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中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基层政府管理方式由单一行政管理手段向法律管理手段的重大转变。引起乡镇政府行为方式转变的深刻原因,一是以取消农业税费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乡镇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体制的改革。由于乡镇文化环境及干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的限制,在运用行政合同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完善,以推动这场重要变革。     

培育公民文化

作为一种现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公民文化以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为基本理念,又包容了民主的社会心理基础,对民主政治影响深刻.中国应培育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     

信用:企业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企业信用不仅仅是道德和法律的问题 ,更涉及到信用体制的构建和操作问题 ,涉及到信用文化的建设问题。而要推进企业信用文化建设 ,必须德、法、机制并举 ,企业、政府、社会齐心协力 ,三管齐下。企业要本着提高职工思想道德素质的目标 ,进行切实的诚信教育 ;政府应该在构建信用政府的基础上 ,为企业信用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 ;社会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并致力于形成防范信用风险的机制 ,为企业和整个社会的信用文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合同法》制定为视角

1999年6月,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这使得我国高校毕业生激增,而在短期内,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增加幅度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大学生就业弱势地位会愈加明显.大学生就业困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法律保障是今后的一项重大课题.2006年3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并征求意见,此举无疑为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法律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因此,基于大学生就业中缺乏法律保障之背景,探讨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合同法保护尤为必要.     

试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从历史启迪与未来追求的视角

创建共同合作、协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历史事实证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它既有成功的、进步的古代“东亚文化圈”,也有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还有设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然而,现实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东亚共同体”能否迅速建立的前提条件。为促进未来“东亚共同体”区域内的沟通和交流,需要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建共通文字,这不是复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当人们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时,在普遍关注经济协作的情况下,尤应重视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因为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问题,不能光靠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而确实需要从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

从契约和产权的角度,破产法改变了企业原来的合同束,并根据新的合同束界定利益相关人对企业的产权,产权界定清楚可以激励相关人为提高破产效率去行为。这就是市场化的破产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基础。市场化的破产实施方法需要配套的制度以降低实施成本,这种制度既包括人的因素,又包括市场因素。我国破产法的实施效果,也有赖于这两个因素。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