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s on two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e-leadership i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crease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has triggered enormous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created positive public value at the managerial, delivery of services, and policy levels. However, these positive outcomes do not automatically accrue simply by adoption of ICTs as public leaders can fail to adopt relevant new ICTs, use them poorly, or use them in ways that actually diminish public value,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leadership. This article examines e-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at the individual public manager level and fills in some gaps about the practi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ICT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 explore eight research questions useful in theorizing about e-leadership, develop constructs of e-leadership, and describ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e-leadership. By comparing e-leadership in two country settings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als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ing Western-oriented studies about innova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In addition to the growth of e-leadership use and requirements for a variety of competencies equivalent to, but separate from,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s, we find that national cultures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major constructs of e-leadership, which implies that an effective e-leadership strategy should consider cultural contexts seriously.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

彝族著名教育经典《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运用社会治理理论,从《玛牧特依》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五个维度切入,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五个核心思想,即教育、廉耻、礼仪、仁善、慎独。其中,教育是《玛牧特依》的主旨和出发点,廉耻是《玛牧特依》的精髓和道德底线,礼仪是《玛牧特依》的大德和最高法律准则,仁善是《玛牧特依》的核心和道德宗旨,慎独是《玛牧特依》的落脚点和最高道德境界。《玛牧特依》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彝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该凝聚《玛牧特依》文化力量,协同发展,多元共治。     

“债随物走”规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企业转投资案例为焦点的实证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通过司法解释创造了"债随物走"规则。这一规则在实践中常适用于企业将其重大资产对外投资的交易。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这一规则是对法人财产独立制度的违反,主要以继受人责任和公司分立作为对该规则进行限缩解释的理论基础。针对这一规则,截至2018年9月的全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法院在企业对外投资情形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有其现实的考虑,其决定性因素包括债权人的类型与新设公司外部投资者的数量。现有相关研究并未意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现有理论相比,资产分割理论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分析"债随物走"规则的制度成本与收益,也更契合目前我国的司法经验,可以为这一规则未来的适用提供指导。根据法院的判决经验与理论分析,法院应仅在转移资产的企业之债权人明显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且资产受让公司外部投资者数量较少的情况下适用"债随物走"规则。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英语教学中的文化输入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为此,英语教学中必须输入文化教学。文化教学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及第二课堂得以实施。     

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之联系

大众文化的普及与农民犯罪的发展表现出某种同步性,这是两者存在内在联系的深刻反映。大众文化本身的一些特征表明,其是诱发农民犯罪的重要因素。在大众文化环境下,农民犯罪总量将上升,性质将愈来愈严重;侵财犯罪和性犯罪将增多,且日益多样化;团伙犯罪将增多,且日益有组织化;流动犯罪将增多,且日益向城市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文化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获得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视点。要正确认识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继承和超越、拒绝和借鉴问题以及文化发展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进政治文化创新。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上的创新，是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制度创新的实践。     

从伦理规则到生活法则——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史的另类解读

从长时段考察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国家制定法的发展和演变,就可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规律:从伦理规则向生活规则的演变,这一点在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里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演变过程是漫长的,甚至是残酷的。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立法时应注意听取民众的意见。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