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eals to Reas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statistical reasoning changes conceptions of evidence and proof. Beginning with three Court of Appeal judgments in which proof is quantified, it traces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istical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roof through the law of criminal evidence. This leads to the bizarre conclusion that proof is, by and large, impossible. The argument then takes a more constructive turn.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s conceptualised in statistical argument is criticised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proof depends on a precondition of trust in the way suspects are selected by the police. For that trust to be deserved, police suspects must be chosen in a legitimate manner.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从经验到法则:经验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引入与规制

从事实认定制度发展的历程来看,经验法则是为将经验引入事实认定过程中并对其加以有效控制的一种独特机制.这种机制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和内在制约机制.在我国,经验法则和法律推定是将经验引入事实认定过程的两种不同机制,它们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控状态.这种失控状态的产生源于其内在制约机制的缺陷....     

贿赂罪的特殊证据规则探析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手段日趋多样隐蔽，证据来源单一取证难度加大，出现立案难、有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证据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反贿赂立法经验，针对贿赂犯罪证据的特殊性，采取了一些特殊的证据规则，以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论疑罪的“中间”形式判决——关于恩里科·菲利“证据不足”判决方案的评论

恩里科·菲利主张,在悬疑案件应保持司法存疑,法官应以"证据不足"方式做出介于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间的"中间"判决.菲利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论在原则态度上、具体方案上、是否承认选定权利上都不一样,因为他言论上支持无罪推定;它也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我国代古历史上任何存疑方案,他的方案似乎是诉讼存疑中"最好"的方案.由于它的诱惑力及与我国刑事存疑判决现实现象的关联,须指出菲利的理性不彻底--它漠视公民一般政治权利的清白假定,把无罪推定降低到心理假定的地位,无法消除我国司法界、理论界的困惑.菲利的这种"最好"的方案,其实质是在关键处放弃无罪推定,它不是真正的中间方案,不能改变推定上的"非此即彼"抉择.     

洗钱罪证据调查方法研究之一洗钱罪主观方面之证明

我国《刑法》及《反洗钱法》都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须为“明知”,而如何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则是洗钱犯罪诉讼证明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仅有嫌疑人的自认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明知”的存在,还需要有其他证据来予以补强。这可以通过利用间接证据或推定来获得。此外,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而确立嫌疑人的有限举证责任,并以此来证明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     

我国刑事法律中真的有证明责任倒置吗?——兼论“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法律中证明责任倒置的提法欠妥。"证明责任"本质上指结果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两大特别的"持有型"犯罪为推定犯罪,应符合推定与证明责任的一般原理。刑事推定不仅转移提供证据的责任,而且所提供的证据必须达到优势的程度以使法官对推定的事实产生疑问。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始终由控方承担。不妨对应"争点形成责任"、"疑点形成责任"与"疑点排除责任"等说法来理解推定下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     

事实不证自明-突破医疗损害诉讼证明困境的另一视角

事实不证自明是英美法系用于证明侵权方存在主观过错的证明规则。它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案件规避诉答排除规则的便利,同时减轻了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在医疗纠纷的证明过程中,事实不证自明通过转换证明对象的方法减轻了证明难度,并对因果关系和侵害行为的证明产生间接的影响。我国法律在借鉴这一原则时,应当将其效力界定为一种可以反驳的推定,并适当放宽其适用条件。     

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

我国对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从而出现了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都有很大的改变,笔者就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分析其中转变的原因。同时,笔者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举证责任的修改进行了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司法解释建议。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物品罪为例

刑事推定体现了经验法则与逻辑理性、利益衡平与诉讼效率以及法律强制与自由裁量等价值和意义。推定的适用包括表见成立和反驳两个环节,分别有其条件和法律效果。同时,应正视推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应有所规制。我国《刑法》对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做了特别规定,即在认定该罪名时存在法律推定的适用问题,适用范围仅指对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来源和用途非法的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