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析宪法修改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影响

修改后的宪法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从修宪的背景、修宪的精神以及立法机关的解释可以解读出 ,该原则强调人权的个体性、非工具性和非功利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对权利保障的规定具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因此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 ,应当以修宪所确立的人权保障内涵和要求为检视标准 ,重新界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确立或修改相关的诉讼原则、制度和规则。     

紧急状态入宪的宪法学思考

把“戒严”改为“紧急状态”成为 2 0 0 4年修宪的焦点之一。本文从五个方面对紧急状态入宪进行宪法学思考 :紧急状态的内涵和外延比戒严更能反映社会现实的宪法要求 ;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是宪法职能转变的标志之一 ;紧急状态入宪使得国家紧急权具有正当性 ;紧急状态入宪整合了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各项具体紧急状态立法 ,为制定《紧急状态法》提供了宪法依据 ;紧急状态入宪丰富了宪法秩序的内涵。     

“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法律论争的若干问题

《专利法》第33条规定了"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但如何理解和适用该原则,专利审查部门与实务界在此原则上存在分歧与争论。例如,关于《专利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之争;关于如何理解"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之争;关于修改原则与修改方式、修改时机之争;关于修改与"禁止反悔"原则的关系之争等。从专利法的原理体系出发,针对上述法律论争做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业内全面探讨"修改不得超范围"原则。     

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对《〈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的展开

我国《继承法》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得到适当的修正,既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又关系着百姓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透过对时代背景的考察发现,《继承法》必须面对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家庭增加、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现实问题。《继承法》的修正不仅自身规范体系应协调一致,还应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统一,更需要与我国当代社会现实相适应。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条文的解读,展示了我国继承法基础理论适应时代的变革与制度创新。     

私有财产保护制度的宪法历程

建国以后我国宪法作了数次修改,在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几经波折: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下,有限地进行保护;文革完全否定私有财产权;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并逐步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十届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上作了更为彻底的规定,明确了私有财产的范围,从宪政角度规定了其不可侵犯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八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承担了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重任,因此,参会代表积极踊跃。通过两天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就《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修改的形式、《民事诉讼法》的框架以及具体的诉讼程序等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     

试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但目前,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究其原因,法律规定的局限性与不完善性制约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步伐,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有着特殊的意义.建议完善刑法修正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其表述形式要细化,对个人信息分类处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公民信息权的可救济性.     

关于《资产评估法（草案二审稿）》的若干意见

我国《资产评估法（草案二审稿）》仍存在诸多争议之处.就该法名称来看,现有名称比起其他诸如“评估师法”等更准确;资产评估业务范围的列举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关于强制性评估的事项应予明确;该行业的行政管理可以考虑交由与评估行业没有利益瓜葛的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注册评估师全国统一资格考试制度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评估机构的组织形式应完全采取合伙制;关于注册评估师的民事责任规定过于简单,应予进一步明确;关于评估报告的使用条款缺少实质性内容,应当删去或者增加非法使用行为的列举;在增强行业自治的正确方向下,应以完善的救济制度来平衡注册评估师、评估机构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地位.     

浅析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规定

证人出庭作证是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中确立了强制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这一规定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The executive on the battlefield: government amendments and cartel theory in the Chilean Congres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cartelised coordination inside Chilea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success rates of presidential initiatives. By way of an analysis of the amendment process undertaken both in the Chamber and Senate committees in the Chilean Congress during 2006–10, the authors review the approval patterns of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wo chief findings: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parties and the executive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amendment; and the opposition’s success in generating legal transformations depend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coalition alliances. It is hoped that the perspective offered here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cartel party theory in Lat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