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法律平衡--关于制定《传染病隔离法》的思考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始料不及的瘟疫——“非典型性肺炎”席卷了我国大江南北。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阶段性的控制。回首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少数人借“非典”之机大发不义之财;而更多的公民则为了控制疫情积极配合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法治国家政府在防治严重传染病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场瘟疫不仅考验了科学,而且也考验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及其法律是否完善。在我国缺乏《紧急状态法》的前提下,政府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而采取了(包括“隔离”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内的)一系列行政强制措施。政府行政权力的底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不能随意压制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私权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早出台《传染病隔离法》等相关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中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未尝不是抗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浅析后"非典"时期社会治安的走势

后“非典”时期社会不安定因素总量将有所上升,违法犯罪活动可能比较突出,公安行政管理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大,我们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市场与生态：两种调节机制的平衡——从SARS事件看发展生态市场经济的紧迫性

突如其来的SARS事件使我们的体制、管理、思路遭遇着空前的挑战,人们的道德伦理、行为准则也经受着相当的考验,而SARS事件的爆发与人类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这为我们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机制在调节生态行为方面的失灵,迫切要求我们及早建立和发展以市场调节和生态调节两种调节机制相结合的生态市场经济。因此,以SARS为契机,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浅论“传染病防治失职罪”

从中国广东省出现第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的感染病例至今,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血与泪的教训迫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过去。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非典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刑法关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规定有一定的弊端,从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以及对该法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范围加以分析,希望刑法能够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变化而改善,从而为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     

医院内SARS交叉感染的归责原则和风险分担

目前 ,全社会控制SARS疫情已取得重大成果 ,与此同时 ,由SARS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现实中 ,非SARS患者与SARS患者在医院接触的可能性、医院隔离条件的不完备性、提高收治率与降低院内感染率的矛盾 ,决定了在医院内发生SARS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客观存在。对此 ,为求得法律上的公正解决 ,必须首先确立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导、特殊情况下应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以此为指导 ,有过错者应承担相应责任及风险 ,各方都无过错时 ,一般将SARS作为不可抗力对待 ,特殊条件下按照公平责任原则给患者适当补偿。     

面对SARS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动向盘点

文章首先论证了SARS这一突发事件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只是短期性的 ,不会改变国际投资活动的长期趋势。然后 ,文章预测中国利用外资将呈现的发展动向。     

依托工会组织优势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全面胜利

在抗击"非典"的艰巨斗争中,工会组织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力争取得抗"非典"斗争的胜利和经济社会全面稳定的发展.     

反思SARS：健康教育不容忽视

"非典"这一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充分体现了健康教育在疾病预防过程中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人们对健康教育的需求,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健康教育存在的差距与问题。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实行广泛的部门合作,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健康教育工作者应采取有效可行的措施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推动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责任研究

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责任的原则是保证公共卫生事件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和处理的基础。最大程度通过市场手段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应急处理责任、行政信息及时报告、公开和发布责任、经费提供责任 ;社会组织应承担相应技术处理、提供医疗救治和保证急需物资供应和运输责任 ;个人负有服从指挥、自我保护和约束自己行为的责任。对于因强制隔离、封锁等措施受到损害的组织与个人 ,政府应当进行补偿或赔偿。     

非典危机与政府治道变革

非典危机是对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一次全面挑战,既暴露了以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也促成了政府在治道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我国政府必须通过施政理念、利益关系、管理模式等的全面变革,实现政府再造,建设一个更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服务型的政府,一个专业化的高效率的高度负责的现代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