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论正当防卫中不作为的不法侵害

真正的不作为和不真正的不作为都可以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单纯不履行民事债务的,也同样。当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即将造成的法益损害间不再存在显著的时间间隔,或者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导致自己丧失之后履行作为义务的可能性时,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已开始。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维持对法益既存的危险状态,且这种状态的延续仍然在提升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者扩大法益损害的范围,则不作为的不法侵害就尚未结束。对不作为之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受防卫必要性要件的限制,只有在其客观上确属有效制止不作为之不法侵害所必需的手段时,才能通过正当防卫合法化。     

星火科技带头人——记固始县南山禽业公司经理、信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宋伟

固始县赵岗乡石堰村是个人口只有1100人的小村庄,属浅山丘陵地形,林地资源丰富,但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加之传统的劳作方式,石堰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贫穷村。正在全村人民苦于致富无门的关键时刻,1998年,年仅26岁的宋伟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的宋伟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     

海峡两岸（海南）农业合作试验区掠影

1999年,国务院台办、国家农业部与原外经贸部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全省范围的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海峡两岸(海南)农业合作试验区。如今,400多家台资农业企业汇聚试验区,台商投资20多亿元人民币,开发农林土地面积133.4平方千米。投资从最初的试探性投资转向长期投资,投资领域从单     

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法律调整的应然性分析

社会转型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时期,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到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这个根本点上来。因此,能否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寻求对各种冲突和重迭的利益的法律调整和协调方法,对于抑制和消除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解、合作与调整——评斯特莱斯曼的大国外交

20世纪20年代中期魏玛共和国外长斯特莱斯曼冷静地分析了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推行了一条理智而务实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于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手段在于实现与法国的和解,加强与巩固与苏联的关系以及调整与美英两国的手段.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财政政策调整与机制创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必须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我国财政支农工作目前尚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配套资金投入渠道不畅、未充分利用WTO规则和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未能适应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在财政支农工作的增长机制、引导机制、支出结构、管理体制和金融信贷支持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与机制创新。     

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再调整阶段，中国的崛起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步伐的加速使两国关系在多方面出现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波折性。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宜对此抱过高的期望。但我们也不宜持悲观态度，中日经济关系现状表明两国关系仍存在着巨大改善的前景，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