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史上的一次二元民主制探索及其思想意义

作为十一月革命产物的魏玛制宪面临着两难困境,革命后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倒逼德国民主化,然而,无论“作为政治观念的民主”还是“作为统治形式的民主”,在德国都缺少历史与社会根基,魏玛制宪能依凭的民主传统与思想资源非常单薄。以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家普罗伊斯为灵魂人物的制宪者代表德国人民作出一个根本政治决断,即为了德国免于苏维埃化就必须立即建立以议会民主制为根基的“人民国家”。为回应国内反议会民主制的强大政治意见,制宪者又引入全民公投与直选总统这两种准民粹主义民主制。魏玛宪法由此呈现出古典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并置的二元民主制模式。这个模式被认为是魏玛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和德国首个民主共和政体失败的宪制原因之一。德国宪制史上经历的民主制度与民主思想争锋,作为产生了世界性正反历史影响的典型事态,对当代思考宪法与议会制民主、民粹式民主、防御性民主的复杂关系,界定民主宪制的规范语义场依旧有镜鉴意义。     

新《法官法》背景下湖南省法官健康权保障实证研究

新《法官法》出台以后,湖南地区针对法官职业保障问题实施了诸如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当前法官健康权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多数一线法官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心理压力过大且没有疏解渠道。此外,因其职业特殊性,法官的人身安全还面临着较大的威胁。法官健康权事关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法官健康权也是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湖南地区应采取扩充法官职业队伍、建立法官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以及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实现对法官健康权全方位的保障。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点亮金海湖畔的司法之光

金海湖三面环山,峰峦叠翠,云影波光,因地处大金山之南、海子村之北而得名,总库容1.2亿立方米,是北京市第三大水库。金海湖人民法庭位于北京市最东边的生态涵养区内,地处京、津、冀交汇处,成立于2004年10月,辖区面积278平方公里,是北京市最东边的法庭,现有法官3人,法官助理及书记员7人。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     

亚细亚生产方式辨难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制虽然都可以称之为官有制,但其官有制却具有不同类型。这些具体类型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印度是"以国有制为形式的官有制";俄国是王有制;中国夏商周是王有制,而自春秋以来则是名副其实的官有制。相反,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则主要归庶民所有,实行生产资料民有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所有制是只有少数人——亦即全体公民——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不彻底不完全的民有制;而日耳曼所有制则是所有人都拥有土地权利的民有制,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民有制。这就是自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以降,西方——特别是英法德所代表的西欧——普遍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民有制的历史渊源!     

完善法官选任制度 为审判权正确行使奠定组织基础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合称“两个条例”)这两部重要的党内法规,着力强化党对干部工作和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管干部、党管机构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对于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搞队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两个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和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也是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基本遵循。     

改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新路径

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立法化倾向,给刑事司法实践平添了诸多难题,而学界针对此提出的加强法官解释的种种主张,又因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付诸实践。面对此种悖论与困境,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个案解释方案,即办案法官在处理刑事案件适用刑法遇到疑难而向解释机关提出解释请求时,由解释机关就该案所涉及的疑难刑法规定作出的个别性解释。这种解释仍然属于有权解释,但它的机理汲取了判例法的营养,故它既有利于刑事法制的统一,也有利于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还有助于法院刑事审判系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