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

2008年5月20日以来，台湾问题出现历史性转折，两岸关系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遇期。但是，两岸政治上的歧见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差异仍然很大。如何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共同面对和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为此，两岸民间社会需要重建人民之间共同的知识基础，两岸行政部门需要谋划与两岸民间往来相关的共同规则，两岸最高公权力部门则需要研究双方和平共存的法理依据问题。根据两岸关系的特殊性，笔者主张区分政治与行政两个不同层面的事务，并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念，双方公权力部门可主动地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让两岸民间社会的力量进一步释放出来，成为引导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新的力量，成为两岸公权力部门合理有效的补充。     

按共同治理原则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在单一委托—代理框架内强调股东主权以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利益相关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兴起 ,尤其是 2 0世纪 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恶意收购浪潮和反收购立法运动 ,人们对传统公司治理的经济学逻辑产生怀疑 ,共同治理原则开始孕育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按照共同治理原则 ,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关键是在扬弃股东至上原则的基础上确认共同治理主体 ,建立有效的共同治理机制。     

Citizens’ Initiatives: How Local Governments Fill their Facilitative Role

In the context of drastic cutbacks many Dutch municipalities consider citizens’ initiatives (CIs) as an attractive alternative for municipal polici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livability and safety in neighbourhoods, simultaneously building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In this paper we combine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o analyse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which CIs are being realised, and how municipalities try to facilitate such initiatives. Municipalities can do this by either trying to structure the relevant networks or by various forms of process management. This analysis sheds light on how municipalities use a variety of instruments to mobilise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CIs. In using such instruments they can influence various factors (like motivations, personal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xpected responsiveness; cf. Lowndes et al.’s CLEAR model) that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civic engagement.     

共治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劳动关系治理的实践探索 —— 以深圳市盐田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深圳盐田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会为社会组 织参与劳动关系治理提供了较好的范例，实现了劳动关系治理的关口前移，营造了浓厚的和谐劳动关系文化， 有效降低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该促进会体现了社会性、专业性、服务性的特点和优势。同时，在治理主体、 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方式等方面实现了创新，推动劳动关系治理逐步走向现代化。     

协商共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合作关系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调整的制度结果.但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制度限度与困境,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权力格局中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此背景下,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制度性合作关系,实现其合作共治是农村基层善治的重要途径.在我国传统协商治理以及西方协商民主理念下建立起协商参与机制,则是实现这一制度性合作关系的现实选择.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对我国合作网络预警系统的思考

合作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一种研究途径,强调公共管理的多主体参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因素使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工作有必要引入合作治理理念,构建全新的“合作网络预警”系统。     

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维稳新机制

当前,我国的基层维稳机制在缺乏制度化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存在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重视政府体制内维稳而忽视公众参与;重视策略性维稳而忽视制度性维稳;重视善后补救而忽视事前制度建设。这种维稳机制形成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渠道不畅通、博弈过程中主体权利不均衡及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缺乏组织依托。要有效解决目前基层维稳机制存在的问题,应当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塑造多元共治的维稳新机制,让民众从维稳的对象转变为参与基层维稳的主体。具体路径应当从强化民间组织介入、完善基层维稳问责评价体制和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入手。     

城市民族工作社会化与多元复合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构建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中国各大城市在发挥社区组织、民族社团协调族际关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方面创造出许多宝贵经验,这些制度创新可被简单归结为"多元复合型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联动模式有利于复杂民族事务的管理,符合现代城市治理的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视域下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共治路径

随着科技技术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更新频率极快,普通网民对犯罪分子精心策划的骗局很难有效防范,网络诈骗引发危害后果愈发严重,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应当创新打击治理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危害和新特征出发,汇集政府部门、公安、银行、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构建"多位一体"共同治理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及时预警、处置、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