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民至上与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决议》提炼和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它既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中接续奋斗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南。     

为冬奥会保驾护航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筹办工作涉及诸多领域的权益主体,厘清他们的关系、保障好各方利益至关重要。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成立4年多以来,正致力于用最专业的力量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保驾护航。从筹办备赛,宣传推广到商务谈判,再到创意成果保护……冬奥会的每个环节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五:2021年十大民生法治热点

2021年逐渐离我们远去,盘点这一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民生法治事件,在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发展思想落地生根。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际遇新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下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不协调作出的正确研判,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人民"是贯通两者的主题与主线.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阻力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同时也指明了人全面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新要求和新诉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的全面发展新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健康促进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人民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广泛动员和协调各种力量协同参与到卫生健康事业建设中,很快扭转了"疾病丛生、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极度低下、保障制度缺失"的严峻局面,中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顾与研究这段时间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公共卫生立法:打造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法治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抗疫成为2020年的鲜明底色。坚持以法治方式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公共卫生立法成为贯穿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工作的主线之一。     

心系民生冷暖 情牵万家灯火

春节,是全国人民心中最温暖的节日。每逢新春佳节,习近平总书记都要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拉家常、问民情、访民生,送去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节日期间,各级民政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着力完善制度政策、落实保障待遇、强化巡视探访、优化关爱服务,坚守一线、温馨守护,让各类困难群体都能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是人民生活各方面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大力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