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斗争中的“第三种人”

19世纪下半期，“第三种人”参与了俄国的社会斗争，并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日渐深化的过程。“第三种人”虽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自身队伍的发展以及接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便利，在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实践也提升了“第三种人”对俄国前途发展的认识。     

求真务实 文如其人——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评介

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读史学论著喜欢先看两头,即先看目录,看其结构层次、重点内容,然后看其后记,看参考书目。特别是当碰到一个感兴趣的题目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尽快知道,该书作者的参考书目和引用资料中有没有我不知道的。如果有,那就要另眼看待了,要放到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张凤鸣著《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一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200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列入《东北边疆研究丛书》,成为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应该说,该书能够成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共同支持的重大学术研究项目——…     

18世纪中俄图书交流研究

图书交流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现在有史料可查的俄国第一批汉籍获得于1730年，而后又经过俄国早期来华使节和汉学家们的努力，终于使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在18世纪初具规模，为19世纪上半期俄国汉学的成熟奠定了文献基础。与俄国的汉籍收藏相比，传入中国的俄国文献则显得微不足道。中俄早期图书交流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失衡的态势。     

苏共的“超资本主义”倾向及其历史根源——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的基本出发点。苏共在制定治国方略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这是苏共执政失败的最大教训之一；苏共“超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民粹派及其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犹太人对外迁徙述略

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大批苏俄犹太人移居异国他乡，这不仅是由于反犹浪潮的肆虐，而且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苏俄犹太人的迁移加快了犹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的进程，加快了哈尔滨等新兴犹太聚居区的兴起，同时也成为第三次“阿利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俄国语言哲学史上的语言本体论流派

弗洛连斯基、布尔加科夫和洛谢夫是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以其独特的名谓哲学(称名哲学)为俄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们看来,名谓是人类思想的"意义"和事物存在之内在"意义"的特殊交汇与融合。世界中的一切,包括自然在内,都具有意义,因此,名谓并非实体性客体,而是积极地表现着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给事物和现象命名的、思考着的个体。他们的名谓哲学揭示了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认识与存在相统一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旨在证明,语言是现实存在的理性的反映,而词语则是这一被反映的存在的本质。了解俄国语言哲学史上语言本体论流派及其思想精髓——名谓哲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俄国当代语言哲学。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性思考

跨越卡夫丁峡谷,或者说“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特指“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要求他对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问题特别是农村公社的发展发表自己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     

苏联强国进程、政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启迪

落后的苏联在俄国革命后，一步步地变成世界强国并成为世界两霸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了斯大林式的赶超战略，但苏联模式带有制度性和根本性的弊端使得苏联后来不断衰落并最后垮台。中国的和平崛起尽管与苏联的强国政策有根本的区别，仍应从这个进程中吸取教训。要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主要立足于自己而不是经济军事扩张，中国的高速发展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十月革命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

史诚在11月8日的《环球时报》上撰文指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奉北洋政府之命，于3月30日在俄首都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会见了俄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临时政府。此后，刘镜人不断从彼得格勒发回有前关俄国政局的电报。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刘镜人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     

浅谈自由主义的俄国化问题

普京为适应俄罗斯的社会要求,为尽快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在延续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基本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对整个国家实行广泛而深刻的整顿和调整.本文根据俄罗斯现实情况,并遵循俄罗斯历史脉络,考察自由主义的俄国化问题,试图将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在一些领域的体现概括为俄国化的自由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