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6年城市政府的专门化与科学化趋向初探

市级政权对推动中国20世纪的城市和社会变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市级政权的发展演变及实际运行也是近代城市史研究亟待加强的课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城市组织法规的统一推行，城市建制趋于规范化。新组建的城市政府受到美国市政的影响，逐渐体现出专门化、科学化的管理趋向，推动了城市管理及城市建设的近代化进程。     

务虚与务实：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发西北观

＂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前,国人掀起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开发西北这种社会思潮能否付诸实施,在什么程度、哪些方面实现,一个重要因素是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因应开发西北这一社会思潮,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发西北观就至关紧要。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看重西北的国防、资源等实际价值;同时它尚无力和无心开发西北,但觉得民心可用,故此以务虚的姿态,借用西北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激励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达到回应和平息国人开发西北的舆论压力。     

南京政府出版政策的思想渊源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其渊源则是国民党两代领导的思想差异所致。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出版自由,具体表现在其对出版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上。而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又受到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南京政府时期出版政策的渊源。     

李宗仁与安徽省动委会

1938年1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内省政府主席"的规定,任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随即由徐州到安徽临时省会六安就任,同时组建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该会对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中共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与批判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一般性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的话,严重歪曲和抹杀了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影响了中日间的健康、稳定合作,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市政府深感震惊,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使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监察使制度的设立既有思想基础,也有制度渊源和现实需要,然而监察使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和实际运行中存在差异和一些问题。南京国民政府监察使制度既有利也有弊,它可以为我国地方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的方法。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刚愎自用的皖将段祺瑞(下)

<正>(接上期)复出任执政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丧失了在北方的霸主地位,1921年初移居天津日租界,一直静候了4年。在这4年中,他随时窥测动向,等待再起时机。随着直、奉两系之间争夺权势和地盘矛盾的加剧,段祺瑞暗中勾结张作霖,并联络坚持反对直系军阀的孙中山,图谋再起。1g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国民军挥师北京,推翻了直系的统治。得胜的冯玉祥、张作霖急需要物色一个人来主持北京政权。此时,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联名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组织政府事宜。孙中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决定政府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证人证言制度探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证人证言制度是整个民国时期证据制度的一个成熟代表,它具体规定了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对证人调查取证的过程,为当时的司法审判中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源,并因为证人具结之规定,使得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得到提高,从而保证了司法审判的顺利进行。     

民国时期湘川公路修筑的原因分析

湘川公路是民国时期湖南省著名的"七大干线"之一,它在南京国民政府备战的背景下产生,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的重要举措。事实上,湘川公路的修筑是民国时期多方张力作用的结果,其修筑背景也经历了从剿共到抗战的重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