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与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历史的视角

藏区赔命价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主权观念促使清末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藏区治权,重新谋划藏区的行政体制;而大一统观念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要求以行省化为核心,重构国家法制与藏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其前提是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控制能力。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藏区赔命价与国家法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遵循上述逻辑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展开的,清末法制改革、民国法制建设、共和国初期的民主改革皆是如此。在上述进程中,古代藏区赔命价被最终废止,成为藏区民间的集体记忆。     

彼岸天堂的“走到”与“走向”——《命若琴弦》中老瞎子的心理分析

三层人格结构的平衡造就老瞎子精神人生的崇高;超越自卑的追求卓越与生活风格的延续完成"瞎子一族"命运的转变;人类生本能与死本能的悖论在"走到"向"走向"的转变中得到解决,故而"人皆可成佛",走向天堂。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的冲突与消解

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法制之间的冲突,是藏区政法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要解决此难题,不能仅看到赔命价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与国家法可沟通的一面,在此基础实现对赔命价的现代化改造。从构成要素来看,现代赔命价习惯法事实上是一种以调解为核心特征的纠纷解决机制,可纳入国家倡导的调解制度,为刑事和解政策服务;而赔命价的多数实体构成要素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致,其余要素可以被国家司法程序过滤。所以,赔命价习惯法的渐进式现代化改造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     

被误解的文化传统——论藏族“赔命价”的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的存在诟病不断，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不文明的”存在。本文认为之所以存在各种观点的差异，关键在于不仅把“赔命价”没有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而是作为封建残余看待，而且对“赔命价”的内涵存在重大误解，作者从“赔命价”产生和“回潮”的历史传统、文化基础、现实根源入手，对“赔命价”进行了重新解读，恢复其本来面目。     

塑造家庭与职业新女性——陈衡哲家书及创作研究

＂五四＂时期,西学东渐,女学风行,陈衡哲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下,具有了开放的思想观念、博大的胸襟情怀、高远的文化视野和辩证的科学思维。陈衡哲关注现实人生,她摒弃闺阁幽怨,既不安命也不怨命,自信坦荡地阐述顽强拼搏的＂造命＂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藏区习惯法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冲突和融合——以藏族赔命价为例

藏区习惯法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法,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与现行国家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冲突,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以藏区习惯法中典型的赔命价为例,藏区习惯法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一定冲突的同时,也有补充和完善的效能。因此,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对藏区习惯法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借鉴,使二者协调发展。这种理论观点既有利于尊重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习惯,又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和权威,尤其是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和稳定藏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让农民工在企业中享受体面劳动

记者：群众安全监督工作作为企业安全生产中的重要一环，中铁六局如何开展群安工作的呢？ 杨二伦：我们一直将安全生产看做是人的“命”，工作中的“天”。     

更新与沉淀——《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百年之际的反思

百年前《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是中国政权合法性评价的一次深刻变革。中国传统的君权,依据德与命的学说,由君主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用天下归心的方式证明其合法性。法律的效力来自君主权威而非相反。清末新政使德命学说丧失了解释力,晚清王朝不得不依赖宪法来确认君权。君权首次法定,初创了中国新的立法模式,但在初创中又包含了历史传统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