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忠心铸法魂

我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古称“上党”的长治市,步入梦寐以求的法治殿堂--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以来,我怀抱着对法律的虔诚之心,秉持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信仰,与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到底,为平安中国建设而努力。     

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呈现"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的现状,以及"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并明显受到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多方重视针对性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全方位提升学校主阵地教育功能、高效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互补作用、努力拓展影视作品价值引领功能等四项建议,以期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理论程式与实践指向——兼驳美国政客的“文明冲突论”

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类文明篇章"。从文明向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批驳了当前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全球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野蛮行径,指出人类文明面临主体性下降的共同挑战。从世界视野回答了"我们怎么办",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文明叙事逻辑的当代延展,堪称全球化历史时代的精神精华。从自身定位回答了"中国如何做",为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文明观的"出场""在场""现场"既构成了逻辑完备的理论程式,有力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领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城市权利的法理意蕴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建设改造自己和自己城市的自由是最宝贵的权利,也是迄今为止被我们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公民与市民之间关于利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断裂。城市权利的话语构造了城市理论以及人的尊严理论的关联耦合。法治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及主战场是且只能是城市。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观、权力观、党员观的逻辑关系初探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庄严承诺。在新时代,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在其群众观、权力观和党员观三个核心领域的相应体现,并以此为线索理清中国共产党群众观、权力观、党员观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恩格斯的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析

恩格斯的文明观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之上,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变化的深入认识。社会实践是恩格斯文明观的阐释基础,日常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叙事空间,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是恩格斯文明观的核心内容。恩格斯文明观揭示了文明发生的历史性及时代表征、文明内容的导向性和道德表征、文明进程的主体性和现实表征、文明表现的层构性及多样化表征。在新时代,认识恩格斯文明观,对于推进"五位一体"文明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