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力促慈善中国再进阶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无形之手”,再分配是政府主导的“有形之手”,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参与的“温柔之手”在各乡镇街道大力发展民间基层公益慈善组织,打通慈善募集和救助的“末梢神经”,实现“捐在基层、用在基层、互帮互助、同村共济”变少数人参与慈善为人人参与慈善事业,变单一的慈善形式为全社会多元的捐助体系,变单向施受的慈善为双向受益的慈善,让慈善成为一种流行文化2021年11月23日至25日,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吸引了916家机构、1339个项目、2237种产品申报参展。     

即时性抽回出资的原股东可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裁判要旨】民商事审判中对股东相应行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需以侵权行为四要件为框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有关抽逃出资的典型列举+兜底规定,采取与认定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同的举证责任分配路径进行判定。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仁、义与规矩--论孟子对秩序社会建构的理论进路

于混乱中开辟秩序是孟子政治哲学的重点关涉。孟子由良心本性的“恻隐之心”在人道的自然流转出发,确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原则,继之将“义”的准则进行个体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跨越,使得公共秩序的“义路”得以展开。最后以“规矩”喻制度,使用土地、财税和教育的多重保障,助力儒家秩序图景的实现。孟子在将“仁”、“义”与“规矩”进行多元统一的过程中,为秩序社会的达成构建起一条清晰的理论进路。通过对孟子的秩序之思内在机理的发掘并加以系统梳理,可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思想指引。     

民法典编纂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即将出台的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描述,明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构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出台的民法典则是对这些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法律表达。     

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外交探析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现象频繁发生。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非孤立现象,与美国历史上一贯的单边主义倾向和"美国例外论"传统密切相关,但也体现出抨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对美国过度战略扩张、排斥多边贸易协定以及推卸全球治理责任等有别于二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发展变化。特朗普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深层次源于美国对既有国际制度认知的重大转变,根本上是为了迎合美国内选举政治和民意变化的需要,还与其本人的外交理念和执政风格密不可分。针对特朗普的退出举动,美国内不光忧虑,担心损害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国际社会普遍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不利于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也损害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中国应客观理性看待特朗普的退出举动,并有针对性的做好应对之策。     

疫情期间 我的工资谁做主

近期,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一系列通知、文件,并引发企业的高度关注。本文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总结前述通知、文件的重点内容,以北京市为例,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相关问题进行提示与分析。     

自动报缴免罚制度的比较研究

自动报缴免罚的正当性根据主要有财政目的说和处罚目的说两种学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引入相关制度,以鼓励纳税人自新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重塑税法秩序。在德国法中,自动报缴免罚规定在《租税通则》中,对不同情境下的免罚要件予以详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自动报缴免罚最早规定在"所得税法"中,后引入"税捐稽征法"中,主要规定了免罚...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     

国家赔偿中民法规范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121条起初承担着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功能。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后,其分别构成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规范和补充规范。民法规范在国家赔偿中仍然具有适用价值和空间。在赔偿范围上,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行政登记致害赔偿和瑕疵行政行为致害赔偿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全案适用民法规范;在责任分配上,法院通过适用侵权法上减轻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规则,划定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在时效上,《国家赔偿法》与《民法总则》的差异为民法规范提供了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