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由农村向城市扩展。1984年4月16日至25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至1987年2月底,各级、各类试点城市达148个,促进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辽宁在此期间亦逐步地走上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之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觉醒年代 ——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文章研究的问题系党史学习研究中的原点问题.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立党、兴党、强党的逻辑起点,又是中国共产党"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理论基础.文中以"实践中淘沙、论争中辨伪、学习中求真"三个逻辑层次,呈现与探究先进的中国人如何以救亡图存实践的检验在各种思想理论中淘沙,如何在纷然杂陈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以思想论争辨伪存真,如何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中领悟真理的魅力,进而充分论证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毛泽东与枪的故事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过两个著名论断,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可见,毛泽东对"枪"的作用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毛泽东却很少用枪。下面就把毛泽东与"枪"有关的几个小故事讲述如下,供读者备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农村体育事业发展述论北大核心CSSCI

上海是中国近代体育的重要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体育事业获得新生,群众体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积极贯彻新体育的理念和精神,推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在具体实践中,上海通过思想宣传教育,改变了农民群众对体育的偏见,并积极采取多种举措开展了各项体育活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上海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修建体育场地与设施、依靠青年带动引领群众参加体育活动、围绕农业生产采取多样化的体育形式、增进城乡交流、举办农民运动会等途径,有效推动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不仅锻造了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强健体魄,还改善了农村的社会关系,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强化了农民群众对新社会新国家的政治认同,以实际效果展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改革话语

2015年3月1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2876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对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进行表决。据统计，赞成率超过90％多，此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进行投票表决以来的最好成绩。     

年代差异与中国渐进式转型

本文把60后、70后、80后、90后之间的差异定义为年代差异。年代差异是指生于不同年代的人,由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的不同,而在观念和行为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年代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等的快速转型期。中国转型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的转型,不同年代的人面临不同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社会政策背景,从而使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国家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差异,进行导致了他们在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差异。     

曹世钦的书画

曹世钦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师。他诗歌和散文写得漂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上中学的时候,便读过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歌,他在书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我家客厅墙上新挂上了老曹赠我的一幅画儿。画面上是三组花儿,中间是一个长颈玻璃花瓶里插的菊花、梅花;右侧一个花架上摆放的是花盆里盛开的兰花;左侧一个凳子上摆放的是一个水仙盆,里边有一簇盛开的水仙花。他在画的右上角题写了这幅画的题目和作画时间及作者:"天趣盎然甲戌菊月世钦"。"甲戌秋月"即1994年的秋天。     

邓小平三次开会都采用“不握手”解决问题

“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 战争年代打了胜仗,上级开会常常会以握手表示祝贺和褒奖. 1946年9月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在河北安陵召开一次会议(史称安陵会议).这天正好中秋节又逢我军邯郸大捷,各纵队领导干部都以为开会肯定是表扬加犒劳. 当他们满面春风向邓小平政委伸出手时,邓小平却摇摇手,一脸认真地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这话无疑给几位爱将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众人面面相觑.     

信访改革兵临城下

从五十年代初期初露端倪,到八十年代形成规模,再到新世纪的制度创新,中国信访制度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风雨。如果说,国家新政权为回应基层群众呼声而设立的这项制度,最开始是一个蹒跚学步的稚嫩孩童的话,而今已然步入中年,满面沧桑。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针对信访制度弊端,触发了一场国家主导的信访重大改革。这场有些出人意料的改革,一经面世便争议不断:赞成者有之,认为其为旧信访制度赋予了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