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关于虐待动物，食用动物问题引发较多争议，民众也呼吁尽快制定相关的动物保护法，但立法是一项事关国民权利义务调整的重大事项，需慎之又慎。动物保护是否应当立法可从法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可运用成本—收益论证在适当限度内将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运用博弈理论论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所应采取的博弈策略，在此基础上借用两大理论探讨我国非野生动物保护立法问题。     

避免危机发生 重在风险预警

随着现代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演变,人类面临的新型风险越来越多,而风险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如何确保风险预防先行风险预防是要求决策者对不确定的风险保持关注的一项原则。在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确实会发生损害的情况下,风险预防原则依然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的"监管影响评价"及其评析

在过去的20年中,监管改革聚焦于改善监管质量。作为智慧监管的重要工具之一,"监管影响评价"已成为国际监管决策领域的热门实践和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监管影响评价"的理念,给"监管影响评价"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积极推行"监管影响评价"。"监管影响评价"通过严格地检查一系列可选政策方案的影响和结果,给决策者提供是否和如何监管而达致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试图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同时设计出最正确的政策方案。"监管影响评价"实践背后有四种理论逻辑:授权、民主治理、理性决策和象征性政治。"监管影响评价"是循证决策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推进我国监管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发达国家"监管影响评价"的实践经验,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应该在决策方案选择上坚持理性导向,将"监管影响评价"内化为政策决策流程,增强决策部门间协同决策的能力及决策人员科学决策能力。     

国语境下土地发展权内容之法理释明 ——立足于“新型权利”背景下的深思

积极推动各类新型土地财产权在我国实定法上的“落地”，是突围我国土地财产权的封闭结构，深化我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助推土地产权清晰化、土地要素市场化等目标实现的内在诉求。目前学界围绕土地发展权的内涵、生成逻辑、法律性质和归属等方面的认识尚存明显分歧。其缘由主要在于学理上围绕这一新型权利的法理研判，并没有立足于中国现行地权结构语境来对其内容这一基础性、前提性知识作科学界定。法理上，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之准确定位，是厘定这一权利的射程范围，区隔此权利与彼权利以及展开与之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语境下，学理上应立足现行地权结构形态，从平面和立体二元维度来对土地发展权内容作科学定位。自平面维度观之，土地用途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之传统要义；自立体维度观之，土地开发强度变更后的增值收益分配构成土地发展权内容的新近发展。无论是平面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还是立体维度下的土地发展权，都应该成为这一权利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所考量的对象。故而现有围绕土地发展权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的范式亟须转型。     

创业资本与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

以创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创业农民的创业资本与其创业收益关系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路径分析方法对CLD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大;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三类创业资本在直接影响农民创业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中介效应,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和部分社会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部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坚持完善物质资本支持机制,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促进农民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效果。     

物联网技术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痛点。目前,中小企业融资主要来源于业主资本和内部留存收益也即自有资金的内源融资,外源融资较少。银行贷款是外源融资的重要渠道,囿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家底薄,可用于抵押担保的不动产资产不足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不稳定、信用风险高,银行贷款的约束性较强。传统的金融模式难以有效解决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缺乏对中小企业资产、运营状况的有效掌控问题,导致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不能贷。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基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分析

我国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废除法定的验资程序,采用完全认缴规则,工商登记不记载实缴出资等。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降低公司设立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但引发了关于债权人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2013改革前后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2013改革引入了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新范式,而且比改革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可能更为有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法律改革理论的角度看,2013改革在债权人保护方面提供了法律净收益,在方向和内容上具有正当性,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改革精神,但改革过程付出变法成本,特别是由于一些争议问题而导致的间接变法成本,建议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以后公司法改革应提供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