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抗疫最有力的武器

科学是战胜病毒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抗疫战斗取得胜利的最有力武器。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必须发挥科学的力量,让科学防治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历史上,人类战胜大灾大疫,无论是非典,还是埃博拉,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的防控和技术的支撑。当年“小汤山”医护人员实现“零感染”,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科学防控。     

美国要“领导太空”，中国如何应对？

太空治理应该脱离军事化,回归到"全人类共同区域"和"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原则,这也是我国政府2016年发布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以及2019年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阐明的立场。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少将苏莱曼尼的无人机打击,是在太空武器支援下开展的,是其明确建立太空军、要把军事领导权扩充到太空的一次实战。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2020年1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     

用正确的党史观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凸显了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坚决态度,为学习党史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遵循。坚持唯物史观,在把握历史规律中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科学理论,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自主武器的发展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

自主武器是能够独立于人类监督而自我操作的武器,这种武器的存在会给国际人道法带来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是因为其作为新式武器的独特性质,更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取代人类在战争中的作用。自主武器的迅速发展使得现有法律已经无法满足智能军备的需求,国际社会需要慎重考虑现有法律在规制自主武器方面的缺失。自主武器的发展也将对国际人道法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对现有的问责制和执法程序造成巨大的冲击。     

《反对自由主义》:全党改造思想的有力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穿越时空,永远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刊从本期起,开设“重读经典”栏目,邀请专家学者解读经典,与广大读者一起领略经典的魅力。     

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功夫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弄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而且要贯彻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学习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客观规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背景

试验时机,两手准备 早在1962年11月,为了加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导,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精神,从两个方面推进原子能事业的工作:一是抓紧核燃料建设生产和核武器研制;二是抓紧核试验基地建设和核武器试验准备.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第八次会议,根据原子弹研制的进展情况,要求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在当年9月10日以前做好首次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会议还决定在核试验基地成立核试验总指挥部,由张爱萍担任总指挥,刘西尧担任副总指挥.     

面对金融霸权,我们如何应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金融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然而,美国滥用金融武器也导致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同时使美国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谋求利润日趋转向制造"可控混乱",作为转嫁其国内危机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国金融霸权加速衰落,同时也增大了美国加大对外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切实提高党刊编辑的政治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必须全面贯彻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原则。党刊编辑作为党刊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必须坚决站在党的纲领和原则立场上,严格按照"政治家办刊"的要求,以"政治家"的标准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提升政治素养。     

选择性干预:农村居民消解政策执行偏差的行为分析——以湖北省S村为例

农民如何来选择性干预村干部的政策执行偏差?对湖北省S村执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任务过程具体实践的在场观察可以发现:一方面,农民通过政治话语、非常规行为和自我团结等进行自我赋权,搭建与村委会的对话平台;另一方面,活跃的草根组织增强了农民选择性干预村级组织政策执行偏差的能力。由于乡土场域宗族关系逐渐解体和基层"悬浮型政权"客观存在,村干部权威逐渐弱化。因此,在压力型体制和农村文化惯习双重制约下,村干部更多地只关注农民的行动选择是否会影响其政绩考核,对于村民的选择性干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