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问题,以政策网络为视角的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为选择所构成的偏差是由互动规则、认知与利益博弈选择偏差所构成;其作用机制是政府不同层级的部门与社会组织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互动规则转换和利益认知差异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拓展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与实践,进一步优化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等行动主体及其行为对于政策执行的协同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大协同监管能力,以减少政策执行偏差。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现象,会导致社会管理的无序或失控。公共政策拙行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象征性政策执行、附加性政策执行、替换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机械胜政策执行等。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政策自身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基层政府部门政策执行逻辑研究

基层政府部门不时采取"搞变通"的行为来应付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指令,最终导致实际政策执行效果偏离预期,造成恶劣后果。文章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分析了这类问题难以根除的逻辑原因,认为政策执行的"资源稀缺性"假设和"经济人"假设是其行为逻辑原因,"统一性和灵活性""激励和目标替代"是其组织逻辑原因。     

行动者转译偏差：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以S市托育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本研究针对政策困境提出政策"困局"的概念,重点强调横向协调失败所造成的政策执行困境,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解析。通过构建"行动者转译偏差"的分析框架,遵循"政策文本—行动者网络构建—行动者转译—政策结果"的思维模式,对政策"困局"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政策行动者根据政策文本的需要而进行行动者网络构建,并对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转译。在理想化的转译中,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通过"强制通行点"达到政策实施的理想化目标,形成执行的理想化局面,导致理想化的政策结果。但由于现实中行动者内部的文本高压和目标替代、行动者外部的场域影响与认知偏差、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与讨价还价这些"阻碍机制"的影响,使得政策行动者无法达成理想化转译的"强制通行点"而走向离散的执行网络结构,从而最终陷于"转译偏差"的政策困局。本文运用田野观察以及实地访谈的方法,对S市"1+2"托育政策执行进行调研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行动者转译偏差的执行困局。     

刚柔并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风俗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鲁西南农村移风易俗改革的经验调查

制度政策强势改造民俗是一种典型的单向、压力式介入,忽视了民俗文化的自主性和农民的主体性,结果引发了政策的执行偏差甚至失灵问题。从调查来看,鲁西南农村当前推行的移风易俗改革,通过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给村委会以及红白理事会,实现了从政策主导到政策引导的转变以及"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的结合。研究发现,国家政策规定与基层灵活操作结合、组织保证与传统底线维持、政策引导与新风尚倡导、农民参与与相互监督构成了政策与民俗良性互动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当前政策介入的合法性、合理性、前瞻性与公共性,保障了政策目标实现以及民俗文化的再生产,是互动理论在制度政策与非制度民俗之上的具体实践。移风易俗改革的方式和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意义。     

支持妇女进村委公共政策的执行分析——一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解读

支持妇女进村委的公共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执行困境,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从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两个维度看,该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政府、非政府组织、村干部、男性村民和农村妇女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妇女进村委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同群体的理性选择.     

区别化执行：政策实践中乡镇政府的社会动员——以DFY水库搬迁过程为例

本文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以DFY水库上游保护区村居房屋整体搬迁过程为个案,探讨一种特殊的项目政策推进模式——区别化执行。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基于压力型体制下科层结构特点,在推进工作任务的不同阶段,通过这种动态、综合的执行手段来达到上级工作任务的及时完成和有效落实,借以实现他们在科层场域内的职业晋升愿景或不被淘汰出局。而在执行此类政策行为时,乡镇政府会针对行为对象选择性采取区别化政策执行方式,并具体呈现项目政策执行的基本行为面相,即在初始阶段对积极响应型群体的规则性执行,在胶着阶段对中性响应型群体的关系性执行以及在攻坚阶段对消极响应型群体的权威性执行。进而可见,乡镇政府这种区别化执行上级政策的实践逻辑是基于他们所处场域环境下的个体选择,更是为了因应治理体系现代化特点而形塑的综合性运作手段。同时,这种政策执行模式以及多重逻辑解释路径对乡镇其他中心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扩展性解释力。     

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我国族群政策探析

我国族群政策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这套政策在多年的执行实践中出现了各族群不公平、族群认同度高于国族认同、政策执行主体心态不成熟等偏差。从公共政策生命周期理论视角来看,调整这些偏差需要在族群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国族认同教育、适当调整少数族群的"特权"、弱化少数族群公民的族群意识、强化政策执行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进中华民族全体公民维护好各族群平等团结的大局。     

农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政策执行现状研究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权益的政策。调查发现,农村公共产品权益保障政策备受关注,但是相关政策的执行困难指数较高、政策执行部门存在较强的政策执行偏好等问题,亟待采取相应对策以优化政策执行,进一步加强农民权益保障。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井研县农村干部素质调查与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在农民,关键在干部.村干部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年龄结构不合理、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思想观念落后、组织管理能力较差是当前村干部素质与新农村建设要求之间存在的主要不适应;而政策环境和干部管理的不适应、村干部自身内动力不强、村干部继续教育机制不完善是其主要原因;完善政策支持、完善村干部继续教育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和选拔培养机制,全面提高村干部素质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措施.     

对铜仁地区村干部素质的调查与分析

村干部是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是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领导者,是农村社会的组织管理者,是政府和村民联系的纽带。村干部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事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绩效。调查发现,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既要关注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负面影响,也要不断提升政策的执行力。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家庭医生制度是一种逐步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的基础手段,但目前家庭医生政策的执行实际情况与预期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政策方面存在制度不完善、执行机构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滞后、目标群体方面居民与医生之间信任感不足、政策环境方面国家关注与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而不约"的政策执行偏差现象较为突出。本文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切入,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的基础上,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机构、政策目标群体、所处政策环境四方面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并讨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原因探析

政策执行一直被视为政策的生命,在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终端的县级政府存在很多问题,选择性政策执行是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顽疾之一.如何分析县级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的原因对于提升县级政府的执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欧博文(Kevin J.O Brien)就曾对中国乡村的选择性政策执行现象进行过论述,他结合中国的基层情况和干部管理规则探析了我国基层选择性政策执行存在的基础.国内学者对选择性政策执行也有论述,将这种政策执行现象称作政策执行局部化.     

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