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名誉侵权中的新闻报道失实研究——以新闻真实性为中心

从新闻的内在属性看,报道失实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处理新闻失实的法律规则得以构建的基础。新闻真实既不同于客观真实也不同于法律真实,其标准应当较后两者为低。新闻工作者应当尽量使新闻逐渐接近客观真实。新闻“严重失实”责任的主体应是广义出版者,即法律对报刊、图书等出版机构的要求应同时适用于广播、电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基于技术上的限制,在新闻名誉侵权诉讼中对广播、电视等开设的直播节目以及作为新兴媒体的网络应适当降低其审核(注意)义务,努力实现新闻报道失实中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在认定新闻报道失实侵权责任要件中的“失实”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最近的判例

<正> 一、前言今年7月20日,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代表自由思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雷南(William Brenan),年逾85岁,自省年事已高,请求辞职.布什总统提名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大卫·苏特(David Souter)为继任人.嗣经国会"听审程序",获得多数人同意,现在他已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掌握国家的司法权.供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为终身职务,每一位大法官     

言论自由的代价与底线

自从微博诞生以后，就迅速取代了网络论坛与博客，成为信息传播速度最快的方式。2010年，45％的社会议题是由网络草根推动的，其话题权和社会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2011年6月，郭美美用所谓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身份炫富，微博用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力，创造出一个集高官、美女、慈善、贪污等多个兴奋点的舆论漩涡和信息黑洞。各方利益在此博弈，幕后推手炒作，民众渴望真相，炒家跟进营销，然而各方所见都是云谲波诡的冰山一角，真相依然模糊不清。     

雇员“吹哨”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雇员向媒体或有关监管部门"吹哨",可以及时制止公司违法甚至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起到减轻政府监管压力的作用。但是雇员的吹哨行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却违背了对公司的忠诚义务。雇员"吹哨"的正当性源于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并保护公众利益。如何规范雇员吹哨,控制雇员吹哨的副作用,是我国法制建设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员工"吹哨"实现社会有效监督的关键在于依法明确各项权利行使的边界。雇员吹哨的动机及实现的社会效果都是衡量这一边界的重要因素。通过相关配套措施的构建引导雇员在边界内理性"吹哨",从而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世界大事综览

2012年9月世界大事综述如下:一、中国密集开展周边外交。8月29日至9月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对斯里兰卡、印度和老挝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日,应越南、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防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率军事代表团赴上述四     

浅析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制与保护

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如何更好地行使与保护公民言论权利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言论自由权利在立法上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本文从言论自由权利的基本概念出发，分别就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制和保护必要性、立法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法官教你如何认定网络公关合同的效力

近年来,网络公关借助网络平台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网络产业,其业务范围囊括了品牌推广、个人包装、事件炒作、舆情监测、删帖操作等内容。随着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上很容易出现相关负面报道有时会迅速发酵,给相关单位和个人造成极大压力,于是,以网络公关为名义开展技术服务,全力清除负面影响,成为网络公关合同的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网络反腐体现了言论自由并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官员隐私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获得普遍认同并在国际上逐渐成为或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性权利。两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权利,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和矛盾。需要从明确官员隐私权范围、加强立法保护和增强公民权利保护意识三个层面加强对官员隐私权的保护。     

保护“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于德国司法经验的考察

雇员向国家机关、媒体等外部机构或个人告发雇主组织内部的违法行为,如何从劳动法角度评价这种吹哨行为？一方面,雇员吹哨是否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雇主的商誉和经济利益因此损害,雇员违反了忠诚义务吗？雇员的吹哨行为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得到保护呢？德国没有对“吹哨人”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但是各级法院在过去几十年中审理了多起雇员因为“吹哨”被解雇的案件,经历了从认定雇员违反忠诚义务到有条件地支持雇员检举雇主的态度转变,欧洲人权法院对Heinisch/Deutschland一案的判决更是推动了德国对吹哨人的保护.受其启发,我国在还没有完善相关立法之前,在现行法框架下对雇员吹哨行为进行司法处理时,应该考察举报的事项、信息的真实性、雇员的行为动机、内部救济的优先尝试、雇主遭受的损害等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