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漏斗效应”:党内法规执行问题的解释框架

党内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关系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关系到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和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党内法规的有效执行,本研究选择《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T省的执行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扎根理论的研究逻辑,直接从经验材料入手,不断归纳、对比和提炼,提出"行动者‘漏斗效应’"的解释框架。党内法规执行的行动者受认知共同体、制度协同性、激励与约束与行动者知识的因素制约,呈现层层失守的执行损耗。     

结构化理论中人的价值——读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提出结构化理论,强调行动者的反思性存在以及人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地位。然而,在现代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并不总有利于个体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反思性的过度发展不但没有使人类得到自由和解放,反而将其带入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成为社会变迁的客体,自我认同倾向于一种"集体认同"。因此,在对行动者与结构化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上,结构化理论尚有一定局限性,需继续深入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复兴,直接向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发起了挑战,重点关注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确立了"网络分析范式"的霸主地位。但是,主流学者却只关注了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与主流学者不同的是,近年来在法国兴起的述行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行动者"的定义是广义的,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二者被统一于"异质性的复杂网络"中。但是,非人类行动者没有能动性,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呢?"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转义者"身份来实现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人类行动者不停地把非人类行动者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和语言转换出来,而且当人类行动者转译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时,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就互相交织,构建起了一个动态的、演变的、不可分隔的行动者网络。因此,市场不是独立的人类一元行动者的结果,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所以,关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新新经济社会学"近年来在西方悄然兴起,未来可能成为掀起经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新一轮方法论热潮。     

竞速统治与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工智能"已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它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当下世界,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通、制造、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做出了强有力的赋能。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算法,而这又导致其决策更容易被算法处理。人工智能算法的全面赋能,恰恰意味着人类这种"生物化学算法"的全面赋闲。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发展,使人类以同样快的速度陷入"不被需要"的政治困境,其价值正在被数据所取代。与之相应地,民主则正在被算法权力实质性地掏空。民众时代正在迈向黄昏,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不得不面对思考"后民主政治"的任务。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研究——基于G市P区垃圾焚烧厂选址的个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参与公共政策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G市P区垃圾焚烧项目为例，分析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环节中的行动者与行动策略，可知从政策议程设置中探索扩大政治参与，容纳不同利益主体，打破封闭的政策环境，推动政策议程的民主化的方式，无疑会对解决中国当前各种公共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时代的集体行动:从行动者归来到合作行动北大核心SSCI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复杂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手段,更需要一种全新的集体行动方式,即合作治理行动去解决。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为行动者积极平等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空间,激发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还赋予了行动者合作彼此所需的资源。因此,合作治理行动不仅顺应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行动者的成长态势,充分考量了大数据的内在特性,还能充分发挥社会行动者的特长,提升政府治理的弹性与活力。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社会为辅的社会行动者唯有以合作的方式才能充分利用大数据,才能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与危机。     

从宪法角度看社会行动者对国家决定的影响

本文在通过分析社会、国家决定和宪法立法的概念,通过德国法学思想区分国家和社会两个概念的历史,在当代德国宪法确立的国家和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讨论了社会行动者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决定的影响,着重从规范和政治评价的角度,分析了与这些影响密切相关的机会和风险,表明宪法在维持机会和风险之间平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本文作者希望德国的经验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有所帮助。     

试论中国人的“关系理性”

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这是儒家经典积淀的结果.本文将这种"关系取向"定位为"关系理性",并在韦伯的理性框架内,将"关系理性"理想类型地划分为价值型"关系理性"和工具型"关系理性".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行动者的行动遵循价值型"关系理性"的原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这种价值型"关系理性"在市场导向的社会转型中,逐渐迂回地成长为了一种工具型"关系理性".     

"旁观者"知识学与"参与者"知识学

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复苏之时,正是新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繁荣昌盛之期.以反思教育知识的社会构成为核心的新教育社会学,深受知识社会学学问理路与问学气质的影响.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与教育知识变革的背景下,走出"知识与控制"的解释框架,从更具实践性的"知识与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入手提出问题,并寻求重新理解与解释教育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