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界限分析

近些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蓬勃发展,然而公共服务购买范围的不确定导致实践中问题百出,严重影响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界限,将所购公共服务限定在合理范围内,是保证执行这项制度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政府购买服务的比较效率:基于公共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购买服务是我国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创新。政府由此必须经常在"制造还是购买"之间进行选择,其决策质量将深刻影响购买服务政策的效果。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购买服务的前提是政府在服务的生产和交易环节获取比较经济效率。论文从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出发,认为在权衡购买服务的比较经济效率时,必须纳入对服务公共性治理的制度效率。为检验扩展的比较效率分析框架,论文对我国22个省41个市县的756名公务员进行了问卷调研。研究发现,公共性治理效率会显著影响公务员对购买服务的态度,同时当前购买服务的整体效率还比较有限。研究认为,用公共性视角来补充和完善购买服务的市场化视角,能够深化和拓宽对政府效率、核心竞争力及其制度基础的理解,辅助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购买决策。     

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

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政府开始探索公共服务改革的道路,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就是一种最主要的实践创新。作为一种新事物和新机制,对其进行研究兼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论文将以往政社关系研究归纳为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和微观行动研究,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发展出"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动态考察政府这一具有利益导向的法人行动者在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双重制度逻辑即公共发展逻辑和权力维持逻辑及其由此衍生出的多重行动策略即选择性支持和隐形化控制等,并发现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是相辅相成的,且认为在购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并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进行的只是职能转移,而不是权力下放。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研究——基于规范性文件的分析与思考

现行有效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范,以各地各级行政机关颁发的规范性文件为主,这些规范性文件对购买范围的规定在方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差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非常庞杂。政府职能转移的需要、成本收益分析理论的影响、行政任务完成方式的转变、扶持社会组织的期望等四个因素造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而为政府自身服务的事项以及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不应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结合行政任务、公共服务的功能、公民基本权利、政府职能转移四个标准,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分为不属于购买范围的事项、不能购买的事项、可以购买的事项、应当购买的事项四类,以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有的范围。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的性质探析

现行公共服务购买规则体系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但是在民事合同框架下,公共服务受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法律关系角度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购买主体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购买主体与私人提供主体之间存在公法关系,其实质是公共事务的委托,公共服务购买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具备理论可行性。将公共服务购买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符合行政合同的多元发展趋势,并且可以兼用公法规则和私法规则调整合同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     

浅析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的路径选择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其有效的提供需要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现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法律缺乏统一法作指引,其实体法和程序法也有不足之处,文章旨在探求基本公共服务法律制度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制度.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服务型政府呼唤公法转型——论通过公法变革优化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既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也是公法研究的时代课题。滥觞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公共改革运动,其目的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公法,应当全面回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要,通过公法变革来拓展公共服务范围,确立公共服务原则,建构公私合作公共服务模式,重塑公共服务程序,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制度,以实现公共服务供求关系的平衡,并推动公法制度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以强制性行政管理为主旨的传统模式向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模式的深刻转变。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困境:基于重庆“股田制”改革实验的思考

重庆"股田制"改革力图赋予农民更为完善的土地权利,但国家的紧急叫停表明了国家在农地制度上的态度,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仍然是农村的基本经济、经营制度。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模糊,土地流转不畅等问题,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中,赋予农民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和建立完善的流转市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保证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公私协力的表现,是担保国家理论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化。透过担保国家理论、公私协力背景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属性,政府保证责任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转型,有其宪法渊源与民事责任阙如的现实需求。基于保障社会公众以合理的价格持续、均等地获得质高价优的公共服务之目的,政府保证责任可以类型化为监督责任、管制责任、接管责任,其内容体现为保证有限竞争、质量与价格供给、持续与均等供给以及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可以通过行政规制、契约治理及信用监管等措施,促进政府保证责任的最终实现。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的悖谬及改革切入点分析

“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存在严重问题:其理论上悖谬困窘,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导致国有资产保护极度乏力.从概念和逻辑上来说,无论是在国际法还是在内国法上,“国家”与“全民”均不能等同,因而,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权不可能同义,抽象的“国家”无法成为民法上具体“物”的所有权主体.基于实践视角观察,在所谓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内还存在诸多利益冲突,如分税制体现出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划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以及“央企”与地方国企的利益争夺等,这表明”统一唯一的国家所有权“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民法理论而言,现行国家所有权制度严重违背民法科学原理,其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等民事法律关系五个基本要素均不明确和确定.因此,应尽速废止“童话式的统一唯一国家所有权”理论,代之以符合民法科学原理的公法法人所有权理论.     

做市商民事法律制度分析

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做市商制度的引入无疑是必要的。而民事责任作为对投资者保护的最终环节,其完善对整个做市商法律制度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市商的民事权利与义务主要包括双边报价、融资融券与信用交易。这些与传统民法中的要约、承诺和消费借贷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做市商是一种特殊的券商,因此其民事责任制度也需要在现行证券民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扩充。     

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改革公安管理体制

公安机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稳定大局的捍卫者,其管理体制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局面,虽然我国公安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其思路与模式更多的是立足于简单的＂裁、并、撤＂,没有明确的改革理念。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要求社会运行体制要以能力为本位,牢固树立＂德为先行,能力为本＂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公安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以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让党和国家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精英警队。     

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

国家义务对于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现已经成为主导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应成为现代公法体系的核心内容和现代公法学的基本范畴。而且,国家义务直接源自于公民权利并决定了国家权力。国家义务以公民权利为目的,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以国家义务保障公民权利,是对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超越。     

试论我国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文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要尊重市场规律,在此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有机协调和配合,这样,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方面的作用,实现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体制条件。     

论中央银行在实现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中的作用

金融市场的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个体存在,同时也是金融市场的个体成员,不仅有个体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具有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益需求。因此,在金融市场中,作为意志表达的意识形式的权利,就形成了个体性金融权利和社会性金融权利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金融市场中的主体,其个体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具有平等地位的金融相对人,其社会性权利主张的对象是金融自律组织和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府是金融货币主体社会性权利的主要供给者,在实现金融社会性权利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是货币主体最核心的社会性权利,是中央银行行为的准绳。我国中央银行行为必须以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主体的客观的现实的需要为其磁针的指向。     

论完善经济立法

我国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后,应当对现有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完善经济立法应当以促进市场交易为价值取向,普遍遵循便利市场机制发挥的原则,充分立足于现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厘清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有效限制公法对市场主体过多的干预,从而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规范体系建构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为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地方立法例中,均集中体现出对公共法律服务基本概念和调整范围的反思与分歧,为此亟待厘清公共法律服务应然规范构造理论,这是未来形成公共法律服务全国统一立法的法学理论基础。公共法律服务专门立法在整个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实践不仅具备基本服务与非基本服务二元结构架构特征,而且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多元和多维架构的本质特征。现有二元规范构造理论已经不能全面解释和解构现有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实践发展的全样本和多维度、多元化样态,只有建构多元化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规范体系才能根本解决现有公共法律服务地方立法例实践及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关于基本概念、规范类型、规范属性、调整方式、权利属性等诸多基本争议,从而确定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利义务主体、事项范围、模式与程序、标准与评价指标、监督管理等主要体系建构的基本规范要素,进而归纳整合公共法律服务立法规范构造的本质特征,为将来形成区域协同一体化立法或全国统一立法提供立法规范要素的基本构造理论支撑。     

法律监督:公权力诚信体系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公权力诚信体系出现危机时,往往出现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府计划履行的各项任务受到怀疑,使民主受到质疑。不断完善公权力诚信体系,制定社会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要求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公权力诚信与民众认同有着直接的关联,当公权力在政务诚信与民众对公权力诚信的期待值之间引发尖锐矛盾时,需要法律监督在公权力运行机制上伸张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