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阅读的力量：探索中共革命理论的阅读与接受史

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理论著作在中共构建政治文化、推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起到了深远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接受史,具有推进阅读史及中共“学习史”、政治教育史等研究的多重意义。如何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中共革命理论阅读与接受史的范围、方法以及理论接受与革命生活、革命实践的关联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发布通告、标语口号,举行舞会、晚会等形式,开展了系列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解读辛亥革命精神遗产,进行抗战救国动员;协调国共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析革命时局,阐释中共革命主张。总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辛亥革命纪念具有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对孔子的认知演变之审思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共传统文化观的塑形期,从清末尊儒氛围中走出的中共党人在领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中,首先需要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孔子及其思想的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对孔子的“否定”是一种自我革命意识的内向塑造,而其以孔子为“批判的工具”与党、派的思想辩争则从外向的批判层面强化着对革命理念和方法的理解。大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共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巩固统一战线、批驳国民党革命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强化运用孔子的思想,这一转变使孔子及其思想从被革命的“传统”转变为辅助革命的历史资源。中共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孔子的认知从批判为主到辩证汲取的内在原因主要有农民革命的兴起催生中共党人对儒家传统的再认识、中共党人在深化学习孔子思想中不断加强对孔子的理性理解,以孔子思想为内核的儒家思想与中共的革命旨归具有相似性三个维度。     

革命纪念馆的双重功能与党史文化建设

革命纪念馆是一种物化存在,它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它保存了中共大量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遗存物。同时,革命纪念馆还不仅仅只是一种物化存在,它还充当着记载、宣传、纪念和保护中共历史的角色。革命纪念馆的精神价值功能,对党史文化的建设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更是如此。     

技术史：中共革命研究的进路

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是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将技术史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可以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新领域,为阐释中共革命提供新的维度,进而回应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此为基础,比较中国近代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的技术利用情况,可以尝试一条理解中国近代史的新线索。中共革命的技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永久的纪念——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巡礼

蒙自县芷村镇查尼皮村,曾是中共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据点之一。1928-1931年间,革命先驱王德三、吴澄、李鑫、杜涛等同志先后在此组织领导革命活动。1928年10月13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省各地的17名代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云南临时省     

中央苏区群团建设探析

中央苏区时期,群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中共政权的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组织群团,不断加强群团的政治、组织、思想、法制建设,使中共的革命意图与群众回应逐步对接,群团建设与革命实践相得益彰。     

苏兆征——从工运领袖到中共重要领导人

苏兆征作为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共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中共五大、八七会议期间,苏兆征由一个工人运动领袖逐渐成为中共早期的中心领导之一,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中央苏区群团建设探析

中央苏区时期,群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中共政权的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组织群团,不断加强群团的政治、组织、思想、法制建设,使中共的革命意图与群众回应逐步对接,群团建设与革命实践相得益彰.     

试论中共早期对外政策的特点

1921至1935年是中共成立并逐渐发展的阶段,对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本文试图分析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三个特点:首先,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其次,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中,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并且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在处理中苏矛盾时,中共对苏联政策具有苏联利益中心倾向。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

中共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问题,只有不断思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才能推动革命史研究的不断前进。中共革命史是一幅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军事,也有社会、文化与生活,革命日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革命日常史”希望通过探讨组织与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宏大问题的日常面相走进生活世界,丰富对中共革命的认识,提升其历史解释。通过具体的个案实践可以发现,“革命日常史”是可行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

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共在成立伊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工人上,认为应该先有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主张"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随着形势的发展,武装斗争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建立军队、从事军事活动也愈发地迫切起来,中共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周恩来等认识到武装力量很重要,但没有突出武装力量的阶级性质。在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时,中共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尤其是独立掌握的武装斗争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共真正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付诸实践。八七会议更进一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一般,在湘、鄂、赣、粤、陕、甘、豫等地次第展开。从此,中共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新青年》为什么成为中共党刊

《新青年》诞生于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前夕,成为20世纪早期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革命刊物。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思想启蒙方面贡献巨大,并逐渐成为中共党刊。《新青年》由同人期刊转向中共党刊绝非偶然,其中既有经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江特委机关两次驻留在这里，潮汕抗日游击队司令部、韩纵二支队司令部及边纵二支队司令部等曾设于此。中共领导人彭湃、徐向前、李富春、邓发、古大存、方方等曾直接参与大南山的革命领导工作。     

中共党团的产生与强化:苏联因素、革命语境与制度竞争

中共党团是党组的前身,其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因素,中共党团在俄国共产党制度输出与早期共产党人对俄共(布)进行制度模仿的双重动力下产生;二是革命语境,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语境下,建立党团是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进一步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需要;三是制度竞争,国民党党团对中共党团在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和两党合作斗争等方面形成的竞争态势,成为中共党团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从阶级革命到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产生到丰富的实践过程,印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和攻击,阶级革命在中国一时走入困境。为应对挑战,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民族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通过对阶级属性的重新定位,革命实现由阶级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实现从单一的阶级革命到革命的阶级联盟转化。由此,中共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实现了对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展现了一个超越单纯阶级革命范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政党形象,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成长。     

地缘革命学: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缘革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人———境"关系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缘起。赣南、闽西能成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其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质:集封闭性与外向性于一身。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共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当然,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娴熟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