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军事教育思想和办学活动实践

洋务派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入手，倡导模仿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开办近代军事学堂，以及选派人员到国外留学，以培养军事人才。他们提出的近代军事教育的主张，开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先河，对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也有很大的影响。     

知识产权法律专家和科技专家专业素养解读

知识产权是一种对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法律专家是对作为一种知识或者意识形态的法学、法律实务进行研究和处理的专家。知识产权法律专家是侧重于对作为一种知识或者意识形态的、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和技术联系密切的知识产权法学、法律实务进行研究和处理的专家。科技专家是对作为一种知识或者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和应用实务-技术进行研究的专家。双方都是主要以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为自己职业的“知识分子”。     

法律视野中的时间范畴

“时间”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范畴 ,其运动规律在法律制度设计的技术化特征上也有体现。本文从分析法学与哲学、经济学的学科间影响 ;法律制度中与“时间”相关的概念、规则和原则 ;法律规范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入手 ,阐述了“时间”范畴与法律制度、法律价值、法律程序、法律成本的密切联系 ,意在提醒人们 ,在研究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和伦理评价的基础上 ,法律中的时间问题或是以“时间”为重要范畴来分析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 ,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 ,值得做思考的努力。     

论民法个人人格构造中的伦理与技术

近、现代民法的个人人格 ,是在伦理基础之上的法律技术的产物。罗马法将“身份”作为生物人与法律人的连接点 ,形成了“界定适格者并使其成为法律主体”的人格塑造技术 ,并延续至今。法国法以自然法观念上的“理性”作为实定法中的人的依据。德国法在人的伦理属性基础之上 ,建立起“权利能力”的概念 ,实现了法律人的依据由伦理到实定法规则的转变。近代民法所开创的“抽象人格”技术 ,在今天剧变的社会环境下 ,仍然具有生命力。     

“法律”概念是怎样被使用的——在中西近代日常话语实践的交流中比较考察

在特定的近代中西交往时期里,参与交往的主体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是“策略”性、“目的”性的,而非“一般语言化”的。在这一特定时期里,交往中的“法律”概念的涵义表达是具体语境化的、而非“中西对立”化的。在区分“法律”概念的“感性使用”和“探讨使用”的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法律”概念使用,从某种角度暗示着从近代演化而来的现代及当代法律话语实践本身的相对自主的发展道路,在和近现代政治经济相互纠缠的过程中,甚至在融入近现代政治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近现代法律实践反而在一些基本方面依然可以是“独立”的。于是,发现一个认识历史的“法律行动者”的视角是必要的。     

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私有产权保护的意义追问——以“李约瑟难题”的法律解答为例

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近代西方为何兴起与近代中国为何衰落的“李约瑟难题”,并从东西方自然法观念差异的角度进行过简要解答。笔者借鉴法律经济学的理路认为近代东西方私有产权法律保护观念和机制的缺失与奠立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锁钥。通过“李约瑟难题”的法律解答追问私有产权保护的巨大经济意义,启发人们深入领悟和践行我国当前通过修改宪法以强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科学主义”对大陆法系影响的考察与反思

中国当下法学界对法律知识属性及法学学科定位的探讨,正推动着新时期中国法律与法学的智识转型。而在此进程中,也开放和引发出了对＂科学主义＂问题的反思。由于＂科学主义＂渊源于大陆法系的知识脉络与谱系,再加上近代中国法治建设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而,对于＂科学主义＂在欧陆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大陆法系的影响进行考察和反思,便具有了深刻的意义。＂科学主义＂在近代欧陆国家的产生缘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盛和欧陆各国公共领域的缺乏,而＂科学主义＂一经形成便对近代大陆法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发了诸多问题。实践表明,只有文化论法律观的引入和确立,才能从根本上超越和克服＂科学主义＂对法律及法学发展的不良影响。     

从等级身份到法律平等 以辛亥革命为中心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等级身份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衍变过程。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引发的平等需求是等级身份松动、平等思潮萌发的原动力。改良派和革命派关于如何实现平等的路径规划并不相同，但是二者对等级身份的批判和平等权的宣导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近代中国知识界通过“国民”、“人民”等概念解构等级身份，构建了平等理念。辛亥革命后，平等原则以宪法方式得以确立，并在法律、法令中得以具体化。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

近代欧洲的法典编纂运动是大陆法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大陆法系的一些重要法典和法典体系都是近代法典编纂运动的直接产物。这场运动从法国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各国都按照法国或者德国模式编纂了自己的法典,形成了大陆法系独特的“六法”体系。这些国家抛弃封建的法律秩序,采用法典编纂模式来建立新的法律秩序,这场运动也给我们编纂民法典带来不小的启示。     

法律技术的内涵及其范围

法律技术是法学方法论体系中,围绕法律的适用所产生的技能、手段,它不同于法学研究方法,也无法涵盖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容。法律技术是传统性与正当性相结合、理性和经验相统一的具有专业性的法律适用方法和手段,既具有科学的特质,又体现人文的精神。在法律技术的范围上,可以分为“文本分析技术”、“事实发现技术”及“法律适用技术”三个层面。     

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

法政学堂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开始出现,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又适逢特殊的教育变革形势,因此,一经出现,便飞速发展,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热”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教育倒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官府垄断法律的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普及。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可能前景:超越西方,回归本土?

近代以降,西方的法律概念和法学理论随着坚船利炮不断“侵入”中国,并逐步支配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教育。在西方法学宰制下,固有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也被取而代之,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理解和叙述。为了克服西方法学宰制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弊端,真正理解和深刻领悟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性和真精神,很有必要采取“超越西方,回归本土”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既要用“内在视角”来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固有内涵,又要用“外在视角”来照亮中国法律史的独特意蕴。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 ,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 ,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法律现代化的三个层面——从法律“西化”概念说起

本文希望区别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它所对应的历史是 1 9世纪和 2 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由此 ,人们可以把法律现代化大致分为法律西方化、法律本土化和本土法律创新三个层面。其中 ,法律西方化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向非西方社会的单方向传播的过程 ,包括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的法律西化两种情况 ,这是与近代西方扩张的历史相联系的 ;法律本土化是指西方法律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融合与适应生长的过程 ,它是对法律西方化的一种扬弃即更高层次上的肯定 ;本土法律创新 ,主要是指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模式的创新 ,它与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共性 +本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应该有所区别 ,本土法律的创新是法律现代化可能达到的层面 ,但不是必然的层面 ,本文讨论了本土法律创新的制度标准、社会标准与时间标准问题。     

论严复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

<正> 严复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把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自由、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法律思想领域,并运用西方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法学观点,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腐朽的法律制度,论证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对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作用。这对于中国近代法律思想领域中反封建的民主思潮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从封建主义法学转变到资产阶级法学的新阶段,促进法学的中西融通,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严复开创性的工作与沈家本为促使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修律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一幅绚丽图画。     

人与人格分离技术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兼论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

人格是特定社会的准入条件,因而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分离,乃是法律人格制度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中核心的要素,就是法律人格的“适格判断”的标准。在法律文明的早期,血缘、地域、财产等身份要素,充当着法律人格的判别标准,由此所引起的身份人格必然带有不平等的色彩。近代法律人格的基本特点,就是个人的伦理属性成为了法律人格的适格标准,由此奠定了近代法律人人平等的基础。《德国民法典》上的“权利能力”概念,是由实定法所界定的法律人格的适格条件,这一实定法上的概念,仍然是建立在关于人的伦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儒家化法律走向近代的若干问题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其法律仍然是建筑在封建纲常伦理之上,适应封建专制需要、保护宗法等级和“礼”所规定的统治秩序的封建法律,诸法合体、行政司法混一。它与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时代的差异。由这种差异,带来观念上的冲突。儒家化法律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四种阻力:①权力机制——封建国家政权的存在,国家政权的更迭或更新,是法律近代化的前提。②传统法观念的顽梗,新法观念的欠缺,严重阻碍法律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法观念法意识的更新,是法律近代化的重要条件。③立法机构——没有民主的立法机构。民主化的立法机制是法律近代化的必要条件。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法律近代化的进程。近代工业、近代商品经济,是法律近代化的基础。结论:中国法律,只有消除这些阻力,才能脱下古典装束,换上近代新衣。     

论作为私法上权利的人格权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格不过是哲学思想上对于人的本质的总结。以此为基础,内在化的伦理价值观念,成为了近代大陆法系民法关于人的伦理性认识的核心,其构成了近代民法人格构造的基础。随着现实社会开始显现出人的伦理价值的扩张倾向,由于这些新兴的价值无法被包容于“人所固有的东西”的范畴之内,使得近代民法典的“内在化的伦理价值”的观念,已经无法为它们提供存在的土壤。无论从自然法观念出发还是从法律技术逻辑的角度考察,“人的伦理价值外在化”,即通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人格体”制度,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尊严,规定为外在的、“人可享有的东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最后通过对宪法上权利的性质认识出发,认为人格权本质上属于私权,主要应由民法加以规范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