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制度化是行政问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趋势,但是制度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面临着不少困境,包括制度"缺位"、制度"依赖"、高成本问题以及制度的机制无效。问题的存在限制了行政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运用伦理"补位",加强行政伦理和制度伦理建设,实现对行政问责制度化困境的超越,完善行政问责制,推进责任制政府的建设,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行政问责 其路修远

行政问责在深圳2007年,深圳市把失职渎职官员公开道歉纳入制度化轨道,推出了"公开道歉制度",以作为"问责风暴"的延续与细化。该制度要求,如果公务员一旦出现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或失职渎职问题,要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向公众道歉。深圳市此举,不仅在培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制度建设：当代中国行政道德建设的保障

行政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处于重要地位。研究当代中国行政道德建设问题离不开制度、道德、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等基本概念，而法律约束制度则是制度研究的重点。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新时代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研究

重大事项与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是新时代政府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诸多社会失范问题,如行政力量的干扰、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缺乏"人民性"伦理关怀、评估制度虚置化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在进行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民性"和"公平正义",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促进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论行政问责中的辩证理性

行政问责制度化或曰制度化问责,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重要举措。从逻辑上讲,制度化问责建立在法治化问责基础上,而法治化问责建立在理性化问责基础上。在所有理性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尤其辩证理性最为可贵。辩证理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大基本规律和五对范畴,它们与行政问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行政问责的思维基础。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制度化体现,我国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启动的行政问责制,已经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的路径选择.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制度供给以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要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从增加正式制度的供给、改善非正式制度的落后现象、改善实施机构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着手进行.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反腐倡廉问题探讨

行政伦理在规范行政人员行为方面具有规范约束、教育导向、激励调节等独特的作用，能够有效地预防腐败。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行政伦理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行政个体存在伦理矛盾，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行政伦理制度化滞后。要想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取得实效，一要加强行政人员廉政教育，使其不愿腐败；二要完善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监督，使其不能腐败；三要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使行政人员不敢腐败。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行政问责缺失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明确公务员问责权责界限，构建和完善与问责制相关的法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强化异体问责，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是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有效途径。     

我国行政问责制建设的现状、缺陷及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自"非典"时期正式走近公众视线,已经历了五年的发展。行政问责制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着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不清、问责范围过于狭窄、问责程序不够规范、责任追究不力、问责信息不充分、问责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与制度缺陷。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实现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根本目的，是约束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使其更好地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由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推行的时间很短，目前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如，权责不清，范围狭窄，配套制度及程序不完善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要强化异体监督，严格职责划分，明确行政问责的范围，加强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建设.     

诚信建设制度化的现实建构

诚信建设是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初见成效,但也存在着规范性不足、持久性不够等问题,应当进行制度化建设。制度的正义追求助力诚信道德规范的建设,制度的公共伦理关怀契合诚信建设的社会属性,制度化的内在特性破解诚信建设的现实困境。诚信建设制度化不仅要建立在诚信文化基础之上,体现诚信道德的价值和原则,而且要以强化过程性为价值引领,探索实现诚信建设效果持久化和最大化的构建路径。     

法制、制度和机制:行政问责“三位一体”之再造

自2003年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官员问责为主要内容的行政问责实践,行政问责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制约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现实作用,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时间还不长,存在诸如法制建设的滞后,制度建设的堕距和机制运行的异化等问题。因此,优化行政问责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等三方面进行三位一体之再造。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