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论股东代表诉讼中的“诉讼和解”——比较法的观察与我国的实践

允许原告股东与被告之间进行诉讼和解,有助于发挥诉讼和解制度及时解决纠纷的功能,是民诉法中的处分原则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亦是美、日等国的普遍做法。由于原告股东对诉讼标的并无完全的处分权,基于程序公正等原因,公司应对诉讼和解享有异议权,并应设置相应的程序来保障和规范该权利的行使。为了避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功能被弱化,公司不应享有单独与被告进行诉讼和解的权利。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讨

行政诉讼和解是原被告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庭审阶段就诉讼标的互谅互让达成合致以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行政权在特定情形下的可处分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及行政法关系的发展趋势等为行政诉讼和解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解包括需自愿发起、适用范围有限、依照法定程序达成协议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等法律要件。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和解制度需要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研究

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论行政诉讼标的——以行政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

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判断当事人是否重复起诉、解决客观诉的合并、诉的变更以及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依据。行政诉讼标的范畴的界定,应取向于其诉讼功能,立足于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以指导行政诉讼制度实践为目标,力求在"权利的有效救济"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之间达到平衡。行政诉讼标的作为诉讼法上的技术性概念,权利主张说较契合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作为一种能迅速有效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诉讼制度,在国外已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然而在我国,不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未曾建立,法律还规定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给我国行政诉讼纠纷的解决造成了极大的困境.本文拟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做一些有益的探讨,分析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能有所助益.     

行政诉讼和解问题探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本文首先考察了国外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进而分析了建立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我国行政诉讼和解成立的具体法律要件。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传统理论认为和解制度不适用行政诉讼领域,我国目前也没有行政和解制度的正式立法,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行政诉讼通过变相和解解决。本文在认识这一理论与现实相矛盾的基础上分析了和解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与我国原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我国可以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论行政诉讼案件的可和解性

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和解是一条不可变更的铁律。反对行政诉讼案件和解的理由主要是公权力不可处分、和解损害公共利益以及和解与司法权控制行政权的功能不符等。尽管如此,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调解、和解抑或协调和解——基于经验事实和规范文本的考量

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已经成为共识,但目前存在调解、和解以及协调和解三种概念表述,需要加以梳理与辨识。学界主要认为三者实质内涵相同或者三者存在法院介入程度的区别。通过经验事实的考察,发现协调和解是在法院主持下,坚持合法性审查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吸收各方力量协调处理案件,促使当事人和解,以原告撤诉为标志的案件处理方式。通过对规范依据的分析,发现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以司法文件作为依据;行政诉讼和解的依据则是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规定;而行政诉讼调解如果存在的话,则与民事诉讼有关调解工作的规范依据相一致。由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已经突破了诉讼规则的制约,因此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性质上只能归属于法院的工作机制,而非诉讼制度;而诉讼法上意义的行政诉讼和解与其现实样态相互背离,导致规范与事实彼此错位,不宜作为表述行政诉讼调解内涵的法律术语;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具有成熟的经验和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涵括当前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基本特征,可以正式引入行政诉讼之中。     

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的适用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在我国许多法院已适行多年,本文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尽快统一和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制度。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法律规避还是制度创新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不适用调解"。但在实践中,法院以行政诉讼法第51条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不可否认,法院的制度创新事实上也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实现行政诉讼和解目标期待的同时,其功能障碍同样不能忽视。故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对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和行政诉讼撤诉制度的功能重新定位,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为契机正本清源。     

论行政诉讼和解在行政自由裁量范围内的实现

一、行政诉讼和解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实现 自由裁量是处分主义的一种表现。处分主义是诉讼和解的核心，尤其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重要原则。在行政诉讼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处分权主义与依法行政原则不符，如果行政机关处分了自己的职权，就被认为是背离了行政法治的要求。实际上，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恰恰体现了在行政执行范围内的处分权主义，当我们说行政裁量权时，我们的真正含义是指行政官员或行政机关拥有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只是这种处分主义受严格限制，     

从撤诉到契约: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广泛开展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工作,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学界将这种由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归结为撤诉模式。但是,这种和解制度存在着法律缺陷,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撤诉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应当实现由撤诉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型的观点。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初探

针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现状及今后发展趋势,对行政诉讼和解涉及理论基础及现实情况进行解析阐释,初步探索如何结合司法现状构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论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正当性及其规范化

行政案件的高撤诉率反映了和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高频适用,但是我国并未对行政诉讼和解作出规定。行政诉讼中适用和解并不与公权力理论相冲突,相反具备正当性基础。由于缺乏立法指导和监督,有必要从行政诉讼和解的基本原则、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其他程序方面对行政诉讼和解进行规范化。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颇具特色的民事诉讼制度,它过于强化法院的职权,容易侵蚀调解的自愿性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存在着弊端。外国的诉讼和解制度更立足于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达成合意解决纠纷。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可以借鉴外国的诉讼和解制度,建立起以调审分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以利于更加合理、公正、快捷地解决纠纷。     

和谐社会与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创新

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纠份解决机制,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在行政诉讼中实施和推行和解制度,具备理论正当性及现实必要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限定适用范围、完善实施程序、提请明确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展开与推进.     

论行政诉讼和解适用的有限性

和解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的适用有效地化解了当事双方的矛盾,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行政权的本质属性、传统文化中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及当前行政诉讼和解的滥用等因素,决定了在行政诉讼中和解的适用必须具有有限性.本文从适用范围、适用过程以及结果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和解适用的有限性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期规范行政诉讼和解行为,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科学开展.     

执行和解争议的法理分析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方式。由于执行和解协议一直处于“软约束”状态,执行和解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执行和解争议频繁发生,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延宕执行的负效果。本文以执行和解的性质和效力为基点对执行和解争议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优化这一制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