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本文以法律职业群体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专家为调研对象,就刑事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运用访谈、问卷、阅卷、调取司法统计数据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目前我国刑事程序中精神病鉴定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展开了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与鉴定管理体制,鉴定程序的启动,公安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对...     

浅析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不确定性

一个公正而且准确的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是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最终目标,但由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本身的固有属性以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使得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用先进的理念以及合法的手段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行相关方面的完善。     

精神病鉴定的悖论及其破解

随着精神病学的进步与繁荣,精神病鉴定成为连接精神病学与刑事司法的重要纽带,刑事司法的精神病学化特质开始显现.然而,精神病鉴定的悖论是司法正义面临危机与构建绝对他者的危险.域外纾解悖论的路径有:设定较为合理的鉴定内容,采用科学的鉴定标准,明确启动鉴定的规制程序,设置较为科学的鉴定意见审查机制及建立重大案件鉴定后的处置风险预警制度等.考察我国的精神病鉴定制度,可以发现,鉴定范围显得逼仄,鉴定标准不明确、不统一,鉴定程序的启动设计不合理,鉴定意见审查机制不健全,重大案件鉴定过程及其后续处理受制于案外因素的影响等.通过参考域外制度的某些合理因素,可完善我国的精神病鉴定制度.     

从邱兴华案看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弊端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再一次让我们不得不关注我国尚待改革的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关制度。本案中暴露出我国的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存在的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司法精神病鉴定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曝光的若干典型个案凸显精神病鉴定的混乱状况。实证调研发现,精神病鉴定自身的特征——对象的复杂性、过程的回溯性、知识背景的跨学科性、手段的有限性与结论的主观性,影响到其客观性与可信度。目前精神病鉴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启动难、鉴定过程中医学与法学学科错位、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欠缺、强制医疗制度带有行政化特征以及鉴定体制改革引发的问题。应当在坚持职权主义启动模式的基础上,对部分死刑案件增设强制启动机制,增设申请启动鉴定的上诉途径,细化启动考量标准;司法精神病专家与法律职业群体之间应当重新分工;应当增设被鉴定人由于鉴定导致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法定强制措施以及在专家辅助人的帮助下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强制医疗程序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造并通过社会化途径加强执行能力;在鉴定管理体制上,应当取消现有鉴定主体限于医院的规定,恢复等级化的体系设置并建立鉴定人准入与培养机制。     

从人权保护角度看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国邱兴华案与美国欣克利案之比较

程序法发展至今日,已不仅仅是实体法运行的保障,而正日益显现出其自身特有的价值——人权保护、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等。作为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司法精神病鉴定理应在司法过程中得到重视,然而我国的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本文通过对比最近震惊全国的邱兴华案与25年前的美国欣克利案,进而比较中美两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试图得出对我国人权保护、尤其是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护有价值的结论。     

司法精神病辩护中证明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精神病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两种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与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我国目前的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属于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反思.司法精神病鉴定因涉及精神病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呈现复杂性,而科学、合理的诉讼证明程序可以抵消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消极因素.我国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应当吸收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在权力配置上逐渐限缩职权机关的权力,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利;在证明责任上由辩护方承担推进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在证明标准上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与精神病辩护二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     

正当程序视角下精神病鉴定体制的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的精神病鉴定权赋予了司法机关，当事人只能向司法机关申请鉴定而无权自行进行鉴定并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这种鉴定体制有违“程序参与原则”、“程序对等原则”、“中立原则”等正当程序原则，未来可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精神病鉴定合理因素，将精神病鉴定权赋予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并规定在当事人自行聘请鉴定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时，负举证责任。     

浅析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司法精神病鉴定针对人类最为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剖析,然而实践中,存在着启动设置不合理、鉴定主体混乱、鉴定意见不确定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中外制度、作法,从完善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制度、合理设置鉴定机构、加强对鉴定人管理、统一精神病鉴定标准等角度提出相应对策,为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改革提供思路。     

238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无精神病刑事案件分析

无精神病这一诊断用语在精神科临床很少使用,但是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特别是涉及刑事案件鉴定时,鉴定结论为无精神病的案例不少,为了探讨该类案件的特点,本文对我中心鉴定为无精神病的238例刑事案例进行分析,报道如下。1对象与方法1.1对象1998~2005年在华西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结论为无精神病的刑事案件共238例。1.2方法根据案件资料进行登记,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作案动机、对自己躯体与精神状态的评定及精神检查等。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χ2检验。2结果2.1不同年代无精神病刑事案例构成8年中被鉴定为无精神病案件数见表…     

Reflections on Habermas on Democracy

Jürgen Habermas is a radical democrat. The source of that self-designation is that his conception of democracy—what he calls “discursive democracy”—is founded on the ideal of “a 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of free and equal citizens,” coordinating their collective affairs through their common reas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large challenges to this radical-democratic ideal of collective self-regulation: 1) What is the role of private autonomy in a radical-democratic view? 2) What role does reason play in collective self-regulation? 3) What relevance might a radical-democratic outlook have for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The author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by considering Habermas' answers, and then presenting alternative responses to them. The alternatives are also radical-democratic in inspiration, but they draw on a richer set of normative-political ideas than Habermas wants to rely on, and are more ambitious in their hopes for democratic practice.     

《旅行契约国际公约》评介

1970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布鲁塞尔制定的《旅行契约国际公约》,比较全面地规范了旅游契约的主要内容。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旅行契约包括有组织的旅行契约和中间人承办的旅行契约两类;旅游契约的主体有三类:旅行业者、旅行业中间人和旅行者。而且公约中也详细规定了旅客与旅游营业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旅游营业人责任的限制与免除等。这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联合国《竞争法示范法》述评

《竞争法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下属的政府间竞争法与竞争政策专家组研究国际竞争法的最主要的成果，它及时因应了国际竞争法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立法、协调各国竞争立法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国土地征收市场化改革研究论纲

土地征收制度中出现的农民与政府、用地单位之间的多重矛盾,是近期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比西方国家的实务工作,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既存在问题,也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供应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我们倡导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府管制为辅助的改革方向,提出以公平待遇制度为基础,解决土地征收替代机制中五个主要矛盾的建议。     

裁定不予假释案件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 以L市近年假释案件为样本

假释是我国刑罚执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激励改造,帮助罪犯实现再社会化方面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纵观近年来刑事立法及司法新规,均不同程度提出要扩大假释适用范围。但随着司法实务运行,目前假释的适用率仍然低下,①裁定不予假释的比例却呈增高趋势。造成上述困境主因是缺乏科学假释评估机制、可操作性法律监督和明确办案责任豁免机制。围绕上述三大主因,选取L市近年假释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而是对应我国刑法中多个罪名。这样的立法符合国情,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但在罪名体系、罪状设定、刑罚设定和犯罪形态等问题上需要借鉴该公约的内容进行完善。具体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罚金刑的数额应当更加合理,取消贿赂犯罪的死刑,并增设资格刑种。     

Reflections on Henry Ford's War on Jews

Woeste, Victoria Saker. 2012 . Henry Ford's War on Jews and the Legal Battle Against Hate Speech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s essay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and overview of four essays that emerged from an “Author Meets Readers” session at the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considering Victoria Saker Woeste's book, Henry Ford's War on Jews and the Legal Battle Against Hate Speech. Three essays are authored by panelists (Aviam Soifer, Carroll Seron, and Clyde Spillenger) and a final essay is provided by Woeste. The essays explore larger themes suggested by the book, including what the involvement of Louis Marshall reveals about the rise and role of spokespeople purporting to represent Jewish interests; whether the arc of Aaron Sapiro's education and career challenges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nd how the law of group libel intersected with government attempts to regulate hate speech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este ends the symposium with a reconsideration of Henry Ford's War and how it fits into the new civil rights history.     

政府信用研究综述

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基础性、决定性、导向性的作用。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就无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本文从政府信用的概念与内涵、政府信用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政府信用缺失的成因研究、政府信用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和提高政府信用的途径与对策研究等五个方面回顾和分析了政府信用领域的相关成果,以期推动我国学术界政府信用问题的研究。     

Study on Marketization of Expropriation on Land

土地征收制度中出现的农民与政府、用地单位之间的多重矛盾,是近期学者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比西方国家的实务工作,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既存在问题,也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为了缓解建设用地供应过程中的多重矛盾,我们倡导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府管制为辅助的改革方向,提出以公平待遇制度为基础,解决土地征收替代机制中五个主要矛盾的建议.     

关于完善分裂国家犯罪的立法研究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两个具体罪名,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组织、领导、参加分裂国家组织、入境发展分裂国家组织成员和包庇、纵容分裂国家组织等犯罪行为就无法可依,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地惩治和打击.另外,将分裂国家犯罪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犯罪主体,也不能适应打击分裂国家犯罪活动的需要.此外,鉴于煽动分裂国家罪的社会危害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分裂国家罪要轻,因此有必要适当提高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