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地方人大制度完善、发展和运转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如地方选举中的违宪现象、地方立法的行政化倾向、人大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的负面影响等等。关注和分析地方人大制度运转中存在的问题 ,把握人大制度运转中政党政治的正确知识 ,抑制地方立法的行政化走向和利益躁动 ,规范地方人大监督使其保持宪政姿态 ,使各式监督尤其是个案监督符合法治理念(有理 )、监督到位并切实有效 (有力 )以及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节制 (有节 ) ,对于促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监督与司法公正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4年1月10日至12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共同主办的“监督与司法公正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全国人大、法院、检察院、国内外法学院校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人大个案监督专题研究、检察监督专题研究、法院监督专题研究、监督与司法公正综合研究等课题及人大个案监督研究报告、检察监督专题研究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力求对中国的司法改革尤其是中国监督制度方面的改革有所裨益。     

地方立法监督实证研究：体制与程序

地方立法监督是完善地方立法制度,维护和实现地方立法所要实现的民主、科学、法治等多重价值目标的重要制度设置;其中又以立法监督体制设置和程序设计为关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所确立的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上都存在着较多的漏洞和不合理因素,妨碍了这一制度应有效能的发挥,因而有必要在宪政体制范围内,从整合地方立法监督体系、明晰监督主体权限、提高监督程序的规范化、可操作性和民主参与等方面,对相关制度予以改革和完善。     

刑事审判法律监督视野下完善公诉制度的思考

公诉监督刑事审判活动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年来确定的公诉改革主要内容之一。要通过完善立法、改革监督模式、优化公诉业务考核机制等手段加强公诉监督刑事审判活动。     

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合理扩充

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立法监督体制不适应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将其立法事项范围扩展为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建设、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和司法行政等事项,既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要求,也符合设区的市社会治理的需要,同时也契合《宪法》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在保留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法规批准权的情况下,建立省级人大对其批准的法规的备案审查制度,实行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     

法律监督统一立法的现实与理想——立足于法律监督地方性立法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全国各省级地方性法律监督立法的普遍出现,反映出检察机关对于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视,但立法条文的宣言化、口号化,导致法律监督能力并未因此提升、法律监督效果也未能有效改善,反而是由于各地实行的检察机关业务考评工作,由于考评重点的明确化、考评手段的细则化、考评效果的评估化,使法律监督工作逐步有形化、高效化,而且柔性监督手段更有利于被监督对象的接受从而产生监督效果。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法律监督统一立法应当从业务考评工作中汲取有益经验,进行细密化的立法,并对法律监督手段加以补强,完善法律监督的效果评估机制,从而解决法律监督立法缺位、大而不当的问题。     

司法监督与司法公正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法治社会目标的积极迈进,诉至人民法院的各类案件明显增加,人民法院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来自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改革和完善对法院审判的监督机制,也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不少人认为,要解决当前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应该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我国当前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的监督、检察院对法院审判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法院审判的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等多种监督机制。各式各样的监督对法院审判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是否有助于司法公正?对法院审判监督机制是否需要改革     

关于监督法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监督法的颁布实施,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权,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更好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使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人大监督司法的正当性分析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关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按传统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分立的观点,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似乎缺少一定的法理基础。本文即对人大监督的司法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并对人大监督司法的界限和方式进行了阐述。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论实现人大法律监督权的保障

本文认为 ,提升人大代表的心理素质和智力素质是实现人大法律监督权的根本保障 ,完善监督组织体系在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而强化制度保障成为监督权从应然权力向实然权力转化的支柱。     

论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及方向

目前的司法改革理论是以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为背景展开的 ,其所提出的方案不能解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公正问题。建立宪法审判制度 ,设立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 ,把人大的个案监督变成宪法诉讼 ,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大立法,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公民权益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在立法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不断膨胀,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很有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提出一些建议.     

论人大的个案监督

本文从宪法和法治的视角 ,对人大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以及个案监督的法律后果进行审视 ,最后得出人大不能进行个案监督的结论。     

法院监察目标之设定及其实现机理

与行政监察不同,法院监察应该确立三个独特的目标,包括保障诉权实现、促进司法独立以及落实司法责任制等。中国关于法院监察的立法层次偏低,全国人大应在合适时机制定统一的《监察法》,并对法院监察作出相应规定。在此之前,法院监察可以通过适当植入异体监督因素的方式来抑制同体监督的不利影响,提高监察行为的实效性。法院行政管理者集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于一身的制度安排有害于司法独立。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实现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的彻底分离提供了契机。法官惩戒权可以统一由国家和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行使,由此必须在制度上重塑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之间的关系。     

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

个案监督是人大对司法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是事后监督，程序监督和集体监督，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属于人大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监督手段，个案监督体现了建构有效监督体制，制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个案监督不但不会损害司法的终局性，而且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     

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方式与途径——以国家监督体系现代化为视角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加强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按照《宪法》《立法法》《国家监察法》《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应包括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等多种形式。为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功能优化的原则,厘清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与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这是监察理论研究中需要持续努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检察监督与政府权力

权力需要监督,否则就有可能变为暴力.这是一个政治学或者法学的常识,对于政府权力而言,也不能例外.因此,我国宪法奠定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有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对我国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一段长时问的沿革过程.从借鉴前苏联的一般监督权,到对其废除,确实有其历史和现实必然性.检察监督权存在与否及其内容和范围如何,也是与现实的要求分不开的,在我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对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进行合理调整和适用,以适应对不断膨胀的政府权力监督的要求,巳经成为必要.＃     

论“基本法律”和“法律”的性质和地位——质疑《立法法》第7条、第8条

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均作了规定,但都没有明确界定两者的范围与界线,致使两者的立法权限和关系模糊,位阶不明确,这与法制统一原则相悖。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来源、性质、范围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两者的立法权在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由此说明“基本法律”与“法律”在性质、内容范围及其效力等级上是不同的,并指出《立法法》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