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根据法治的要求,国家机关的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行为时,如果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则在行政诉讼中就不能以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作为自己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我国有关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些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没有完全排除等,因此我国关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     

对完善我国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对于见证人的主体资格和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规定不明确,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一制度难以适应现代庭审改革的需要,应当对现行的见证人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建立一种新型的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并通过立法等方式建立配套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其实施。     

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效率与公正一样，是诉讼的重要价值，行政诉讼在追求公正的同时，也应当提高效率。我国关于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对超过举证时限的证据，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从而可以促使当事人及时将自己掌握的证据向法庭提供。但我国法律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原告提供证据时限的规定，过于严格，从而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修改，即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许原告在证据交换日或者第一次庭审之后的一定时间内，继续向法庭提供证据。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对《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的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152条集中规定了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问题。对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必须注意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可能性和技术侦查证据的种类。对于"保护措施",必须坚持适度公开原则和保密性原则,正确理解保护措施的实施前提和内容。对于"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必须坚持"必要"原则,注意庭外核实的方式,兼顾权利保障与打击犯罪的双重目的,注重庭外核实的转化。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法官角色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赋予了法官四种角色，即非法证据绝对排除的执行者、相对排除的裁量者以及证据合法性的调查者和救济程序的主持者。有关规定既对法官实现其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角色提供了保障，也存在一些不足，应在接下来的立法工作中改进这些不足，确保法官实现其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角色担当。     

有关举证时限条文修改的几点思考

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在促使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防止证据突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过于苛严的失权效果使得实体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导致实践中举证时限要求被软化甚至回避适用。为应对这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对举证时限规定予以修改,希望拓宽逾期提交证据的使用范围。但从《民诉法修正案(草案)》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来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条文表述,证据的采纳与否,训诫、罚款、赔偿拖延诉讼造成的损失多种手段的组合,并非都能实现修法的预设目标。为此,有必要明确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理由不成立的,原则上不予采纳该证据,但允许有例外,同时对逾期方实行费用制裁。     

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之析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该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实施，有利于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略探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主要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建立的。经过多年审判实践,发现在举证责任制度,被告补证制度、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找到解决之方法可完善我国法治建设。     

行政证据在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的转化与应用问题研究——以物证为例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两者间的纵向延伸关系使得实践中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的转化成为一种必然。两法衔接机制下,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是对不同范畴中的证据转化运用的把握。这一问题起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后,证据的转化应用也就必然成为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重心。从物证鉴真的角度看,进一步明确证据转化应遵循的法律规定,并就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对于当前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期间补充证据问题刍议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是否有补充证据的权利，有关法律、法规已有规定，但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还是常常成为行政机关、复议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争议的焦点。现笔者结合具体案例，提出自己的见解，供参考。     

刑事重复鉴定的困境与对策

刑事诉讼中的重复鉴定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澄清案件客观事实，还原案件真相。但刑事案件往往牵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法律对重复鉴定条件的模糊化设定与鉴定次数的不加限制可能导致控辩双方以及被害人一方在利益驱动的作用下规避既存鉴定意见，刻意追求对已方有利的鉴定结果，导致诉讼久拖不决，浪费司法资源。确立重复鉴定制度的改革目标，明确重复鉴定条件，限制重复鉴定次数，并辅以配套措施，将有助于发挥重复鉴定的预期功能，并控制负面效应。     

Participant or Spectator? Victim‐Focused Political Activity since 2010

The public significance of the victim has shifted over successive governments. Each party, when in power, has utilised and politicised the victim to support its policy and legislative agenda. However, on the whole, this attention has been reserved for those who are victims of serious crime (such as murder, sexual violence and domestic abuse) and not volume offences (such as burglary, criminal damage, theft). Recent years have seen the inquiry rising in popularity, a ‘quick political fix’ to satisfy victims—and the public—that action on societal ills is being taken. However, in so doing, successive governments have, perhaps inadvertently, tended to replicate the ‘hierarchy of victimisation’ that is witnessed in frontline criminal justice activities. This has the result of affording victims only a spectator role when policy and legislative changes are being developed in their name. By contrast, the actions taken in developing expert and practitioner‐led policy around victim experience have proved to be more ‘successful’ in generating lasting chang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re is no single ‘right’ approach to involving victims in policy development, but that each particular incident or situation needs consideration as how most ‘effectively’ to involve first‐hand victim experience.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事对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其存在诸多不足,理应给予完善。从刑事实体法角度而言,应增加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增设财产刑,把单位纳入黑社会犯罪的主体;从刑事程序法角度而言,应加强对证人保护,证据收集的手段应该扩大,应与其他国家签订赃款分割协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关于刑案现场数码影像资料采集与存储新方式的研讨

在全面推广使用数码摄影技术的今天,对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所摄的能够证明一定犯罪事实成立的案件现场数码原版照片资料,采用何种方式保存更具有永久性,防止被加工与修改的可能？按照怎样的工作流程进行,从搜集与保全证据的角度上看,其程序更具有合法性、可操作性呢？对此学术讨论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刑事案件现场影像资料应面对证人采集与多介质临场存储。     

风险社会中刑事司法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发展也促进了犯罪形势的变化,刑法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作了一定改变。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刑事司法程序也应作出相应变化。“9·11”事件对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理念冲击很大,刑事程序中科技证据的运用和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应引起一定的关注。     

以正当程序理念构建中国的刑事侦查制度

正当程序作为一条重要的法治理念和宪法性准则,正在逐步成为各国构建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共同的价值取向。正当程序在美国被发扬光大,因此正当程序的理念渗透在英美国家刑事侦查程序的每一个环节中。最主要的体现是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广泛的律师参与权等方面。考察我国有关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与正当程序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适当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对我国现行的刑事侦查制度的正当化改造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此,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保障,实行逮捕和审前羁押相分离,以及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方面,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刑事侦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关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异议机制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但同时它也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的侵害之后，如何及时挽救被侵害人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对强制措施提起异议的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强制措施适用较少受到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异议机制。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