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人民警察的权力

监狱押犯的严峻形势使监狱人民警察行使刑罚执行权力时面临挑战。如何正确和有效行使法定权力和奖惩权力成为焦点。澄清监狱人民警察角色被赋予的权力构成，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获得参照权力，从而使法定权力更为集中，奖惩权力更为有效。     

检察权的拓展与让渡——基于权力本质的分析

权力的意蕴很丰富，检察权亦是如此。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权力目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实现等内容，涉及权力来源、权力本质、权力领域、权力行使、权力保障和权力监督诸多方面。它存在于权力主体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两大领域，贯穿于权力主体生存、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全部过程。从职能定位的角度看，权力的要义在于通过对人才资源的控制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引导；从地位与作用的角度看，     

论权力的异化与制约

权力具有“双重性”，即权力可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权力可以造就人，也可以腐蚀人。当前，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是消除权力腐败，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论法律权力的概念

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不能也不会终结权力问题的讨论。韦伯的定义对于人们认识法律权力现象有很大的影响。就法律权力而言，无论是霍菲尔德还是哈特都提出了重要的认识，而他们的认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宪政与权力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它善的一面，也有它恶的一面。权力的双重性对社会和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权力可以分为个人的、少数人的、和多数人的权力。宪政与权力与有着紧密的联系，宪政总是围绕着权力运行的，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政。宪政的两个特点就与上述权力的性质和分类有关。宪政的两个特点是：一是宪政有一个从只注重控制国家权力到扩大国家权力再到限权的发展阶段，第二个特点是少数人的权力进行控制到对多数的权力控制再到对双方的权力但主要对多数人的权力进行制约的同时适当保护少数人的权力的阶段。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来论述权力与宪政的关系。     

论作为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监察权

在制宪过程中主权权力被转化为宪法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宪法权力具有最高性，其行使主体是宪法上的国家机关。传统上宪法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类型，以实现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腐败现象日益频发，创制一种旨在反腐的新型宪法权力乃时势所趋。我国2018年修宪创设监察权，就是因应加强反腐的现实需要。作为一种廉政型宪法权力，监察权与各个功能型宪法权力之间是监察与被监察的关系。实践中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监察权因而具有党政一体性，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乃是它的基本使命。监察权的此等特性，意味着它超越了传统的宪法权力理论框架，标志着一种新型中国式宪法权力的诞生。     

领导权威和权力制约论

本文通过对领导权威与权力内涵的比较、分析，指出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但当领导过分“有权”，即权力欲膨胀后，领导权威必然受到挑战，这样的权力与权威融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文章最后阐述了权力制约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法。     

权利控制与依法行政

文章在着重研究加强行政权力控制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行政权力的制衡的基本策略及有关原则，并将行政执法者权力意识的增强作为加强行政权力控制的内在动力来进行论证。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通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近年来，吉林省通化市坚持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突出监督制约权力这个核心，遵循权力运行规律，严密监控权力行使，确保行政权力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     

权力腐败的危害和惩治对策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控制力减弱、权力配置不当、权力制约不利和行政主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导致腐败现象丛生，这将严重影响政府改革、政府效能和社会风气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对权力的合理配置、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以控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官员眼里的监督是啥样

自打权力产生后，人们便想方设法去监督它，防止这邪乎东西稍不留神跑偏了。只是权力在与监督权的博弈中，总是占上风，在某些时候，权力风光得红光满面、衣帽光鲜。     

“以法律制约权力”辨

本文是对学术界经常表述的“以法律制约权力”概念的辨析 ,作者认为 ,权力制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和阻止 ,因而从形态上体现为动态的法律行为而非静态的法律拟制 ,因而 ,法律只能支配权力、规范权力而无法制约权力。同样 ,“以道德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等提法同“以法律制约权力”一样 ,均混淆了权力规制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本文涉及了权力制约的实质内涵 ,研究了权力制约的法律特性。     

权力商品化与市场化是权力腐败的集中表现

本文通过分析阐述权力商品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着重探讨了权力市场化的外在特征以及权力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基本成因,最后阐明公共权力商品化与市场化的法律性质。     

权力对象集束化的逆选择——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不能简单视之为非理性行为,它是权力对象仿照国家权力运行体制而进行的自发性集束,是制度设计的中介组织不能反映甚至阻断权力对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时,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行使的模式。权力对象自发集束化的根源在于权力和权力对象个体权利的矛盾,是权力对象个体促使权力运行,自身权利实现的博弈选择。然而权力对象个体利益诉求以集束形式出现时,权力主体被迫参与博弈,却又陷入了博弈对象选择的困境：合法的组织没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组织没有合法性。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受贿犯罪中的权力表现

权力表现为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权力的利益属性决定受贿犯罪的产生,权力的基本要素与受贿犯罪的构成存在对应关系,进入受贿犯罪领域的权力有国家的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国际组织的权力以及个人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平权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与隶属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集体的权力与个人的权力。     

法治文明的二元权力观解读

在对权力这一现象的研究中,不少人已开始注意到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对立冲突对于法治建设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近年来,社会权力的蓬勃发展更加强了人们对它进行深刻认识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讨论权力这一社会现象时,也肯定了权力最初起源于社会,只是当阶级分化、国家出现后,权力才集中于国家手中。因此,在建设法治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以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和谐并存的二元权力范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