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法治论”的时代价值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府法治论”通过不断地修正和发展,其所涵盖的五个方面与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政府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理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明晰法治政府内涵的方向指引、立法规制与行政自制相结合的路径选择、行政程序与救济程序顺畅衔接的程序保障三个方面.     

数字行政中法治价值的设计与实现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算法等数字技术在政府运作中迅速普及,行政效率、一致性以及准确性得以提升,但由此也产生了诸如技术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甚至促进法治、法治可否被设计为技术系统等的疑惑,通过设计在技术中嵌入法治价值的理念可以回答这些追问,可以纾解当前法律与技术之间的不匹配、数字政府建设运营可能带来的偏见和错误,以及指引自动化系统是否需要人工干预等难题。随着数字行政的不断发展,或许问题更多,技术性的解决方案可以缩小一些差距,但仍然需要在法律与技术专家之间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以增强数字政府与行政法学理期望之间的一致性。数字政府建设运营与法治价值的相互融合,并完善公私合作规范,方可使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够使法治充分彰显其应有的民主、透明、参与、问责等意涵。     

行政许可法：中国当代行政法治理念的总结与深化

行政许可法对我国 1 0多年来的行政法治经验尤其是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总结 ,从法律上确立了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法制统一政府、守信政府等基本理念。同时 ,也在立法模式、制度功能的发挥与弊端的抑制、行政许可的程序制度设计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体现了行政法治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基于服务型政府视角下行政法治的建设

法治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治国的指导理念,它们是相互契合的.就当前而言,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其现实的任务即是在我国行政法治当中体现出我国现代行政法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要厘清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各阶段的特征.从主体、行为及程序等方面加以强化.     

数字政府的发展与行政法治的回应

随着数字行政的广泛普及,以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难以有效因应数字政府的发展,“数字+人工”复合型的权力运行机制存在权力约束软化和行政责任弱化的可能性,高度集成的数字行政存在行为边界不清、规则不明、程序缺失等问题。应对数字行政发展所带来的法律难题既需要从宏观上解构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树立整体治理的理念,也需要从中观上重构行政管辖制度,规范数据权力,明确自动化行政边界,更需要从微观上厘清行政证据规则,嵌入正当程序,明晰法律责任,为数字政府构建基本法律框架。     

行政程序法治与法治政府

行政程序法治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与前提.我国的行政程序法治在观念上、立法上、执法和司法审查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转变观念、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严格程序违法责任和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改善当前的行政程序问题.     

试论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法治型政府——以吉林省约例

用法治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政府这一层面,就是要建设法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应当以民生问题作为自身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通过保障与改善民生来服务于公众,促进公众与自身的合作;其价值理念包括民本理念、服务理念、沟通理念、正义理念和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立法和执法、行政公开与监督、行政审批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     

试论建设以民生为本的法治型政府——以吉林省为例

用法治手段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到政府这一层面，就是要建设法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应当以民生问题作为自身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衡量标准，通过保障与改善民生来服务于公众，促进公众与自身的合作；其价值理念包括民本理念、服务理念、沟通理念、正义理念和依法行政理念；在行政立法和执法、行政公开与监督、行政审批等方面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     

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进路——以N县“审批法庭”为例

如何整合“纵向权威维护”与“横向诉求回应”两条轴线以实现地方政府自我约束,是法治政府建设和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正当程序视角下可提出以程序进路整合地方政府自我约束双轴线的命题。论文以Z省N县模拟创设的“审批法庭”为个案,研究发现：正当议程、中立裁决者、开放论证、裁决和程序的闭环反馈是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程序进路的五个构件。其中,议程以法律权威与公众诉求为正当性双重标准。裁决者的中立性源于组织重构、顶层授权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对平等赋权。法律与合意是裁决的共同基础,后者被用于应对法律冲突或治理风险。信息技术可在效能上支持开放论证、裁决执行与程序的自我反馈及纠偏。通过刻画地方政府自我约束的程序样态及其理论要素,研究可为治理与法治的融通拓展制度建构的路径。     

党政合设、合署背景下的行政法治变革与完善

在地方治理中探索党政合设、合署的行政法治变革,既是新时代行政法的重要命题,也反映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宪法定位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共同要求。此次党政合署改革,应当坚持"依宪改革""中央统一领导""地方自主、积极"的法治理念,总结我国党政合署的有益经验,从权责统一、行政法与党规相协调、行政行为规范以及监督体系等四个方面,确立我国党政协作行政法治模式的基本框架。     

简析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

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即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本文对法治的内涵、法治政府的应有理念进行了剖析,进而对法治政府的概念予以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法治政府评价的若干标准,即职权法定、程序正当及救济渠道畅通。     

中国特色廉洁政府建设的法治之道

建设人民满意的廉洁政府,是党和国家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廉洁政府既是我国宪法廉洁性条款的具体化和清廉中国建设的主体工程,也是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在要求。现行行政法律规范文本中的廉洁性条款,通过确认行政谋利禁止原则、缩减行政执法事项和防范政商利益勾兑,初步编织起治理行政腐败的制度笼子,但同时还存在规范密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权力外部约束不足等局限。中国特色廉洁政府制度规范体系的健全,可从行政廉洁性原则入典、廉洁性指标纳入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重大行政决策廉洁性审查机制构建、执法监督工作体系作为廉洁执法保障、建立廉洁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公开制度等五个方面进行努力,促使廉洁政府建设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政府清廉目标实现的治理效能。     

自我规制的规制：应对科技风险的法理与法制

科技风险规制所要求的行政扩权对法治构成了挑战,诸多学者倡导以政府主导的事中程序进路来调控行政权,但其面临着与行政法理论不能协调的理论困境以及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甚至导致行政滥权的实践困境。所以应当在程序法治范式的指导下,推行科学系统对风险的自我规制。相比政府主导,自我规制具有妥适性、正当性以及与法治原则相协调的优势,其消极效应则可通过借助程序机制的再规制加以消除。实现对科技风险自我规制的规制,需要从组织安排、认证程序和司法控制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数字经济的治理转型与秩序塑造

从商品经济迈向数字经济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商品逻辑转向数字逻辑。这一转向带来了主体上、空间上、要素上和价值上的治理挑战。数字经济治理正在经历重要的时代变革,形成了包容平衡的治理理念、三元构架下的治理模式、敏捷穿透的治理方式、技术嵌入的治理路径和安全可控的保障体系。这些治理变革推动着对数字经济秩序的总体性塑造,进而确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原则,构建了有效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探索了新型的数字治理机制,塑造了数字文明的社会生态,为数字法治建设提供了时代动力和坚实支撑。     

建设法治政府的模式与政府法治论

当前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模式是以行政为主导的,这已成为法治实施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议会主导型模式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法治政府论对于民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治理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和平权型政府五种价值的阐述直接证成了选择议会主导型模式的理性要素。以政府法治论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扭转立法不作为、缓解司法不独立和改善民主监督不充分将成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最新方向。     

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指数设计——以法治政府指数与司法公正指数的比较为中心

量化法治有助干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是量化法治的两项重要指数。中国在这两种指数体系的设计思维上体现出同构性的特点。但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所秉持的设计思维,并不具有逻辑结构的同构性,而应该是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根据政府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设计思维。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政府指数设计,需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尊重公民权利、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国际规则的遵守等四方面内容;中国的司法公正指数设计,需要强化法院独立办案,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服判息诉率,特定人群诉权保障等方面内容。     

法治政府视野下执法协作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跨领域跨部门治理事务日益增多,执法体系需要加强横向的职能协同和整合,以执法协作来回应日趋复杂的治理需求。经验显示,执法协作广泛存在于治理实践中,它不仅是基层治理中心工作的重要推进方式,而且是联合执法和执法协助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执法运作模式,执法协作在不断发挥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在制度保障、职能结构、体制生态和社会条件等方面面临困境。执法协作困境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反映出法律执行在制度、机制和体制层面的短板,折射出政府法治整体生态的现状和不足。执法协作建设应当面向法治政府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整体政府建设完善行政法治生态。在整体政府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相融合的主线下,坚持执法体制改革、执法制度配套、执法机制建设、执法理念革新并举,是可行的执法协作建设路径。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系统观与法治政府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观,其系统观主要表现为要素联系观、整体布局观、一体建设观、重点突破观。法治政府建设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观为引领,一方面在法治系统下加强法治政府整体建设,构建具有政治性、人民性、本土性、一体性、统一性的政府特质,另一方面加强法治政府子系统内部建设,强化其要素建设、协调其各环节、注重特别领域和涉外方面的行政法治建设。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论纲：逻辑、困境及对策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势在必行，其既符合人类文明的演进趋势，又契合国家发展的战略趋势，同时切合社会需求的现实趋势，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诸多困境，集中表现为客观上要实现数字、法治及政府三者的有机融合，主观上要经历两个阶段的思维跃迁。通过基本价值、公众权利、政治学三个维度的剖析，发现上述困境背后蕴含着价值冲突、权利悖论、治理张力等法理症结。对此，应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治理实践、制度建设、人才培养三方面着手应对，以保障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