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犯罪立法的国际经验及其中国的借鉴

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正通过制定刑法或缔结国际或区域性公约规定法人犯罪。概括起来,法人犯罪立法的国际经验有:明确法人犯罪的成立条件,排除或严格限制国家机关的刑事责任,确立法人刑事责任和自然人刑事责任相分离的原则,建立较完整的法人刑罚体系。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已证明,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立法存在诸多不足,导致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的理解和适用上的种种迷失,有必要借鉴法人犯罪的国际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     

信用卡诈骗罪探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明确了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统一了司法实践中对涉信用卡犯罪的认定和惩处标准,加大了对信用卡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立法的完善。     

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不必重于普通过失

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重于普通过失是传统过失犯领域中的铁则,但业务范围的持续扩张使得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的边界不清,这造成了这一铁则在司法适用上的异议。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铁则的正当性在遭受批判后,为之辩解和反驳的观点始终给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业务过失(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类型,但我国刑法未遵守这一铁则,立法者根据现代业务过失(犯罪)的特点作出了契合我国实际的规定,这使得它的法定刑轻重有度。因此,以这一铁则为标尺来评判我国刑法中的业务过失(犯罪)规定并不妥当。并且,业务过失的惩处重于普通过失不是我国业务过失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模式——以反腐败专项合规为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可以分为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两种模式。我国刑法的内涵式立法特征使得难以在刑法中引入强制合规义务或者确立合规宽缓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二）》依然延用传统治罪模式,注重对腐败行为的惩处而非对腐败源头的预防,只能发挥合规间接激励的效果。与其寄希望于立法的直接激励转型,不如务实地从刑法解释和司法改革中寻找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直接化改造的路径和空间：事前合规通过阻断单位刑事归责,发挥合规直接激励功能;专项合规通过刑法解释成为信义义务来源,融入背信犯罪构成要件,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企业和企业家涉嫌的经营类犯罪均可获得事后合规从宽甚至出罪的直接激励。企业在建立专项合规体系时只有厘清专业性合规要素、重视预防性合规体系建设、统合合规管理与财务管理、逐步培育廉洁合规文化,才能有效预防专门领域犯罪的发生,避免受到腐败行为的侵害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关于挪用公款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挪用公款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熊选国为依法惩处挪用公款犯罪，１９９８年５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审理挪用公款案件中的法律...     

试论我国刑法中若干新型犯罪的定罪问题

本文对新刑法中规定的三种新型犯罪：洗钱犯罪、黑社会犯罪、环境犯罪作了研究。作者以司法实务为基点,针对每类犯罪的特点,结合刑法典适用中所存疑窦,参考有关国际刑事法规的规定,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先例,择其争议的焦点问题详加论述,同时抽绎定罪的难点深入剖析,阐明作者的见解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命运

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确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惩治规范国际犯罪和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刑事规范.国际刑法遵循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路在何方?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论我国持有恐怖主义物品犯罪化的根据及模式——适用刑法第120条之6的三点规则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刑法第1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犯罪化正当根据理论主要有:全球零碎持续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恐怖主义犯罪化的现实根据、抽象危险犯理论、敌人刑法理论等等.据此可发现我国刑事政策上已开始出现一种不同于传统、普通的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新型、特殊的国家安全模式,二者的价值取向迥异、立场选择不同以及所专属的领域各异,而我国应在反恐严打时,坚守刑事司法系统模式,使实质上采取了国家安全模式的刑法规范,在理解与适用时,受刑事司法系统模式的统治和约束.因此应严格解释和限制适用刑法第1 20条之6的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在具体适用时应遵循三点规则:中性无害的单纯持有状态不成立该罪、“以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为目的”应为该罪的主观要素,在反恐中只有在最后不得已时才可适用该罪.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

[公布日期]2005.12.29[类别]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关于走私、盗窃、损毁、倒卖或者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现予公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     

种族屠杀犯罪处理实效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卢旺达冈卡卡法庭模式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就大规模侵犯人权犯罪发展出几种基本处理模式,但这些以西方人权观与司法观为主导的模式在处理卢旺达国内种族屠杀犯罪的过程中却显得力不从心。有鉴于此,卢旺达政府试图通过对本国传统争端解决机制即冈卡卡法庭的改良来处理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然而,建立在卢旺达特殊文化与历史基础上的新型冈卡卡法庭虽然在审理数目惊人的种族屠杀犯罪案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其适用过程当中所暴露出的根本性缺陷也对国际刑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普遍管辖国内立法近期发展态势

作为传统国际法所赋予国家的域外刑事管辖权，普遍管辖在当代国际法中对于结束核心国际犯罪（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有罪不罚的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后，普遍管辖国内立法呈现出单行立法、所依据的国际法基础以及司法可操作性均有所增加的发展态势。这是国际人道法复兴以及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法蓬勃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国际政治气氛改变、国家不对称发展、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刑法应当顺应这种发展态势。     

论国际刑法的间接执行模式

当代国际刑法是以间接执行模式为特征的。该模式的含义指国际刑法只将危害国际社会或违背国际义务,应当受到禁止的行为规定为国际犯罪,而由缔约国依条约义务将该种犯罪变为国内法的内容,依国内法规定的刑罚来处罚。与这种执行模式相对应的是直接控制模式,它指由统一的国际刑事法院直接运用国际刑法来惩罚国际犯罪。在当代国际刑法中,这种间接执行模式的实现途径及标志即为现存的大量多边或双边条约中规定的“或起诉或引渡”原则。“或起诉或引渡”原则最先源于格劳秀斯的《战争     

浅析恐怖主义犯罪适用刑事普遍管辖原则

恐怖主义犯罪是国际犯罪的一种。当前,我国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亦有明文规定,恐怖主义犯罪应当适用刑事普遍管辖原则。但是,我国刑法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尚存在不足,需要予以补正。     

关于单位犯罪诉讼程序问题的探讨

关于单位犯罪诉讼程序问题的探讨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刘继国修订后的刑法吸收并扩充了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以来《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等刑事补充性立法中有关单位犯罪的内容，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无追诉犯罪单位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实际惩处的犯罪单位仍为数较少。近年...     

单位犯罪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是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由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立法中都曾经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较多的问题,因此要真正地把握其立法之精髓,以便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地适用,尚需要一个不断领会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单位犯罪的研究和理解,本文拟从单位犯罪的肇始与演进入手,对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单位犯罪的有关界限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资共同研究。     

贪贿资金追缴问题研究 ——以洗钱犯罪为视角

贪贿资金追缴是截断贪贿犯罪利益输送,增大犯罪成本的防控途径之一.国际社会和中国刑法皆以洗钱犯罪作为贪贿犯罪的下游犯罪加以严控,力求用此刑法规范约束犯罪行为.国内从刑法修正案(六)到刑法修正案(九)历经修订,都彰显了以洗钱犯罪控制贪贿犯罪,恢复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宗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对涉贪贿洗钱控制也给予了详尽规定.但是司法实践适用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案例实证剖析到司法解释阐述运用,呈现出现实需求紧迫和追缴收益失衡,追缴网络严密和追缴难度日增的矛盾.究其原因,理论研究、立法、执法、司法和国际合作皆有可提升完善空间.如能强化理论研究,拓展探讨空间;完善反腐和反洗钱立法,加强涉贪贿洗钱犯罪司法适用;结合国际要求和本土实践,拓展国际司法合作,树立互利互惠理念,构建合作双赢的常态机制,或许能对贪贿犯罪资金追缴有所裨益.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是将迄今为止没有适用刑法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新的解释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司法上的犯罪化,实际上是因为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在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对刑法做出同时代的客     

司法职务犯罪新论

司法职务犯罪是指现行刑法规定的只能由司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故意或者过失地违背其职责义务而实施的侵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司法公正、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将司法职务犯罪划分为司法侵权职务犯罪和司法渎职职务犯罪,第一类犯罪的犯罪原因可以从主客观方面探析,第二类犯罪的犯罪原因包括权力特殊、以权谋私和无责任心;此外,两类犯罪的共同原因是监督不力和惩处不严。预防司法职务犯罪除了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加强教育之外,还要完善法律、健全机制和改善司法条件以及加强监督、加大惩处力度。     

恢复性少年司法的基础理论与可行性分析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兴起的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①,尽管它仅有短短的三十年,但作为一种新的刑法理念和预防犯罪模式,已经在西方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联合国在1999年的一项决议中鼓励成员国在适合的案件中适用恢复性司法,千禧年在维也纳的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犯罪预防与罪犯待遇大会更要求成员国进一步扩大恢复性司法的使用范围。我国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更应该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决议和号召,在恢复性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目前学界尽管对恢复性司法适用的对象存在争议,譬如严重犯罪或不可弥补性犯罪能否适用的问题,但基本上对轻微案件和青少年犯罪可以适用恢复性司法达成共识。本文着眼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着重对其基本理论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     

保留死刑国家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研究

故意杀人罪是刑法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当今世界上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均将故意杀人罪适用于死刑.但在废除死刑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通过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只将死刑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罪的死刑最终适用率并不高.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推进司法改革,有效保护人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