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数额新论——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

诈骗罪的数额可以分为四类:诈骗行为期待数额、受骗者处分财产数额、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被害者的实际损失数额.而在以上几种数额中,兼具定罪量刑意义的只有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和被害人的实际损失数额.一般情况下,诈骗罪的定罪数额应确定为行为人犯罪所得数额,但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可以被害人实际损失数额作为其定罪数额.     

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

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量标准的犯罪。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是犯罪成立的标准,而非犯罪既遂的标准。法定数额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犯罪构成中某些要件的量化标准。根据被量化的要件是行为还是结果,数额犯可分为行为数额犯与结果数额犯。犯罪未遂只存在于行为数额犯中。对于以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数额犯而言,是不存在犯罪未遂的。对于行为数额犯而言,法定的定罪数额标准是既遂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共同标准。     

论盗窃数额认识中的预见可能性

在盗窃罪中,存在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数额与客观上的行为数额。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在同一量刑档次时,以行为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基准。但是,当目的数额与行为数额相差悬殊,分属不同的量刑档次时,就要采用预见可能性客观标准来探究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据此对行为人应负的刑事责任进行修正。     

论主观罪过中的定量因素认识

对于"天价葡萄案"等个案引发的主观罪过中的定量因素认识问题,一方面,对于主要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的定量因素,无需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认识;另一方面,对于反映行为(包括结果)客观危害性的定量因素,如数额犯之数额、后果犯之后果,基于定罪之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责任主义的要求,则应作为主观认识内容。至于某些所谓"复杂罪过"的特殊后果犯,应区分罪过评价意义上的危害结果和处罚范围限制意义上的结果,前者是判断主观罪过的根基,而后者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要将其归责于行为人,基于责任主义,也要求行为人有认识。     

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由于公路使用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民事合同关系,因此,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具有合同诈骗的性质,情节严重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车辆超载是行政违法行为,应由政府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公路经营者对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具有惩罚性质,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应当将车辆超载部分计重收费数额作为定罪数额,而应当将不超载情况下的车辆通行费用作为定罪数额。对多次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行为的犯罪数额可参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累计计算。在认定共同犯罪时,应考虑行为人的主体身份、所利用的职务便利以及偷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财产性质等因素。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骗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罚。     

职务侵占罪司法认定若干难点探析

司法实践中,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主要是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村基层组织人员侵占财产的,要根据其行为的性质来定性;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各共同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数额采“参与数额说”。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 ——从最高人民法院第62号指导性案例切入

在数额犯中，当行为人没有实现法定基础犯罪数额，可能构成相应犯罪的未遂，但是其前提是从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判断，该行为客观上具有实现犯罪数额的具体危险，主观上行为人也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犯罪目标。我国刑法中的加重数额与德国刑法中的量刑规则在立法结构和理论语境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以加重数额属于量刑规则为由否定数额加重犯构成未遂的可能性。加重数额属于加重构成要件，当行为人出于意志以外原因没有实现加重数额时，如果其满足以上数额犯未遂的主客观条件，应当构成加重数额犯的未遂；已经既遂的数额作为量刑从重事由予以考虑，而不应仅仅将该行为作为基础数额犯的既遂处罚，也不宜将刑法单一行为拆分为复数行为按照既遂和未遂分别予以认定。     

论金融诈骗罪适用中的三个问题

对于没有明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金融诈骗行为数额没有达到金融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但达到普通诈骗罪定罪数额标准的,应当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连续诈骗行为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原则上应实行数罪并罚。对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与他人内外勾结、通过诈骗方法侵吞本单位或客户资金的行为,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基本标准,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和金融诈骗罪。     

行为人身分对共同犯罪定罪的影响评析

行为人身分与共同犯罪定罪的关系要远比其与单独犯罪定罪的关系复杂得多 ;在实践中 ,无身分者和有身分者共同实施犯罪以及不同身分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定罪也更难于操作。行为人身分对共同犯罪定罪的影响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无身分者与有身分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定性问题 ;无身分者能否成为纯正身分犯的共同实行犯问题 ;有身分者教唆、帮助无身分者实施纯正身分犯的定性问题 ;不同身分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定性问题 ;无身分者与有消极身分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

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为此,司法机关往往采用其他定罪量刑标准认定犯罪。本文旨在论证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深入分析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一、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重要性(一)有利于准确打击犯罪违法所得数额、非法经营数额、侵权产品数量等均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标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均不能完全涵盖行为人的犯罪特征或评判行为人的主观恶意。~①如在制售假酒案件中,有的犯     

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

挪用公款数额大小,对于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刑法第384条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三种不同用途的挪用公款行为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标准,使得如何计算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成为挪用公款罪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多次挪用公款的案件中,应当以行为人实际占用的公款总数额作为其挪用公款的数额,行为人多次挪用的事实可以作为从重的量刑情节考虑。     

数额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中的三个层面

对于数额是数额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还是处罚条件、数额犯是否存在未遂、。而且数额是定罪要件还是量刑因素仍然存在争论。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成立的关键,而犯罪未遂是犯罪停止形态的一种方式,行为只有成立犯罪后方可进行犯罪停止形态的分析。在定罪后才可以量刑,因而涉及到量刑情节的判定。所以数额在数额犯中应当具有犯罪构成、犯罪停止形态以及量刑情节三个层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作为一种数额犯,数额在此罪中应具有这三个层面。     

纯正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研究

在纯正身份犯和非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有身份者的实行行为决定了共同犯罪的性质,根据共犯从属性的基本原理,无身份者应当按照有身份行为人所构成的犯罪进行定罪;在不同纯正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应当按照主要实行犯的性质进行定罪或者按照罪数理论进行定罪。     

涉及“债权”时贪污对象及数额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贪利性犯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数额犯,贪污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根据,也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贪污对象为货币的,直接以货币数额确定犯罪数额.对象直接为物的,对贪污数额应当以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进行核价①.但对于侵吞外单位用来抵付本单位欠款之物的,贪污对象及数额如何确定存在争议.     

谈共同犯罪中身份犯的竞合

在共同犯罪中,有的犯罪主体具有特殊身份,而有的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身份,在发生身份犯竞合时,不应当然的认为非身份犯一定附从于身份犯的身份定罪、或让身份犯和非身份犯分别定罪、或根据实行行为人的身份来定罪。而是应当根据实行行为的性质、具体案情和相关法律结合起来区别对待每一种不同的共同犯罪中的身份犯竞合。     

司法实践中抢劫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一、抢劫预备行为转化为盗窃实行行为时的定罪问题行为人为抢劫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着手犯罪时,却因主客观因素而转变了犯意,未实施抢劫行为,而实施盗窃、抢夺等行为,如甲乙预谋抢劫,当晚到丙家发现家中无人,遂进行盗窃,窃得现金200元。对该案如何定罪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构成抢劫罪;二是认为构成盗窃罪;三是认为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就该案来讲,甲、乙应构成抢劫罪(预备形态)。甲乙两人预谋抢劫,但实际的实行行为是盗窃,从理论上来讲,系吸收犯,吸收犯一般处理原则是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而此处,由于盗窃数额较小,不构成盗窃罪,但两…     

浅议共同犯罪中的身份犯

实践中,审理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时,会出现部分犯罪主体具有特殊的身份,部分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身份的现象,在发生身份犯竞合时,不应当然的认为非身份犯一定附从于身份犯的身份定罪、或让身份犯和非身份犯分别定罪、或根据实行行为人的身份来定罪。而是应当根据实行行为的性质、具体案情和相关法律结合起来区别对待每一种不同的共同犯罪中的身份犯竞合。     

行为人触犯信用卡诈骗中数款行为的金额累加问题研究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信用卡诈骗犯罪有两种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当行为人兼有恶意透支和其他信用卡诈骗行为时，应当合计其诈骗数额，适用恶意透支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处罚；但在合计犯罪数额后不影响量刑幅度的，本文提出应采取从一重处的原则。     

租车抵押获利行为的定性及数额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车抵押获利行为定性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分歧较大,标准混乱,应通过牵连犯的理论来解决此类行为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以实现准确定罪与量刑.     

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既遂情况下，应当以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为定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未遂情况下，则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数额为定罪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