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之立法反思与重构

目前我国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专门针对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法律法规更加落后、缺失。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抓紧网络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积极补漏补缺,把和网络相关的法律体系完善起来。对于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完善法律并不是仅仅在刑事法律上的完善,对网络犯罪的刑法治理要基于其他相关民事、经济、行政法规对网络行为的规制,完善整个网络法律体系。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浅议我国地方刑法的制定与完善

除陈正云《中国刑事法律冲突论》一书第七节《区域刑事法律冲突》中涉及到地方刑法外，笔者还未看到其他有关地方刑法的内容的论述。本文中笔者谨慎地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一地方刑法的制定根据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只能有一个刑法体系，即一部刑法典为主干的刑法体系。这是由我国国家的性质和国家体制以及我国刑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在这统一的刑法典中规定着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关于犯罪和刑罚的一般规定以及具体的犯罪和刑罚。是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必须遵循的统一的最基本的实体法律。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     

论以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刑法观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实,要求转变传统的犯罪治理思路,让刑法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工作中去并逐步实现犯罪治理智能化、专业化。但考虑到刑法本身兼具的救济性和剥夺性、信息网络技术的两面性,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前提在于树立全新的刑法观、犯罪治理观。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关注"人"的刑法观念的确立既具有现实基础,又符合时代精神。未来在此观念引领下开展的犯罪治理工作,应将刑事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归于"现实的人",实现个人、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     

严刑峻法治毒害

严刑峻法治理毒害,是世界各国进行反毒斗争的基本经验。全国人大1996年和1997年先后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举国上下,坚持“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针,治理各种毒品犯罪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除了加大刑事法律自身对毒品犯罪行为制裁的力度外,还应当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采用特别刑法的立法方式规定毒品犯罪问题;二是关于扩大刑事法律对有关毒品行为的制约范围。只有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改变我国在这方面立法的滞后状态,才能迅速赶上世界立法先进水平。     

意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重心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于实效,如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贯彻实施,即便最完备的法律也等于废纸一张。我国刑法对著作权犯罪作了较为详备的规定,然而在现实中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的薄弱。法律意识既是法需要向法创制过渡的中介,也是法规范向法关系转变的桥梁,法律意识具有构建和运行法制的功能。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匮乏成为著作权刑事法律制度向著作权刑事法律关系运行中的滞阻因素。加强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对提高著作权刑事法律制度的实效,抑制著作权犯罪的泛滥有着重要意义。     

从交易禁止到利益冲突: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建设路径

在传统的交易型贿赂犯罪的立法体系之外，构建以维护行政伦理道德为立法基础的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子系统，是美国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鲜明特色。美国利益冲突型贿赂犯罪立法肇因于前置化规制公权滥用行为的需要，其犯罪化根据的实质在于，防范因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职务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公共利益受到的侵害或者信赖危险。美国法典根据不同权力类型的属性不同，设定了差异化的行为模式与动因条件，设定了四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利益冲突罪的立法具有独特的抑止腐败作用，促进了刑法功能的转变，是将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引入反腐立法体系的标志。探究美国利益冲突罪立法体系的特点，将对我国贿赂犯罪“二元双层式”立法模式的改造具有借鉴价值。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犯罪治理现代化大家谈

犯罪问题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晴雨表,事关国家安全、大局稳定和人民利益,治理效果的良莠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单纯用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治理犯罪只是治标之策,应将犯罪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不断对现象特征、原因规律、循证施策等加深认识,才能做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而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现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为此,本刊特邀犯罪治理领域知名学者专家围绕犯罪治理的基本立场、犯罪治理与数据公开、犯罪治理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与经济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论述,以飨读者,并希冀争鸣。     

真善美视野下刑法的社会情感性

刑法的社会情感性是先已存在的社会情感所决定的,是犯罪问题的社会情感性所赋予的。刑法的社会情感性通过尊重客观事实而体现刑法之真,通过促进刑罚的合目的性和刑法的正义性而体现刑法之善,通过表达同情、怜悯乃至体恤而体现刑法之美。刑法的社会情感性堪当刑法的一种精神。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根据俄罗斯现行刑法典和刑事执行法典的规定 ,俄罗斯的行刑社会化制度 ,包括不将被判刑人与社会隔离的刑罚的行刑社会化、剥夺自由刑的行刑社会化 ,假释和缓刑四项内容。规定行刑社会化制度的目的 ,在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对服刑罪犯的惩罚与改造 ,使其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不重新犯罪     

论社会危害性的二重建构及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

社会危害性可以从社会意义上和刑法意义上进行二重建构,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以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在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选择后,才能上升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稳定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是统一的;而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则具有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会与刑事违法性发生冲突。我国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不会与刑事违法性发生冲突。     

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影响及对策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是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法律框架。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成效不仅受两岸刑事程序法影响,而且受两岸刑事实体法影响。两岸刑事实体法律差异下的罪名差异、同质异罪、同罪异罚等问题已带来司法互助中的管辖争议、合作懈怠、法公平性的损害等负面作用,并有形成两岸"犯罪洼地"之趋势。应经由"合作范围"去罪名化、商定两岸互涉犯罪之管辖条款以及自由裁量下的刑罚趋近等对策和路径,减少两岸刑事实体法差异的负面影响,以提升合作打击跨境犯罪之成效。     

我国刑法实施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法的实施,在刑法理念更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障人权、宽严相济和尊重国际化趋势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总的来说,刑法实施六十余年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但是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这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也让刑法的实施面临了不小的挑战.展望刑法未来的实施,我们要继续坚持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促进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唯有如此,我国刑法的实施才能朝着更为科学、文明、人道、公正的方向发展.     

论法人犯罪

刑法对法人犯罪的规定前提有两个:一是现有的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的规定不足以遏制法人的违法行为,二是对刑法遏制法人犯罪有效性的确信。法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法人自身的犯罪行为,体现了社会的非难。法人中的自然人不是法人犯罪的主体,他们基于伦理上的谴责对法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先知”之惑——犯罪预测局限性研究

犯罪规律的复杂性,犯罪预测主客体间的博弈,犯罪现象的不确定性以及"测不准",导致了犯罪预测的一系列局限。基于犯罪预测的"社会反应",是一种博弈甚或试错的过程。无论是针对犯罪现象的整体预测,还是针对犯罪行为的个体预测,对预测结果的利用都需充分考虑预测误差乃至预测失误的可能。任何依据犯罪预测结果的社会反应,都应是可调整、可修正和可补救的,且不得以侵害社会,尤其是个人的正当权利为代价。即便犯罪预测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先发制人式的"预先处罚"也当严格禁止。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特殊犯罪群体的犯罪分析与预防——以“未婚妈妈”杀婴案为视角

文章对朝阳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未婚妈妈＂杀婴案进行了调研,在总结此类犯罪特点的基础上得出：行为人个体心理失常是犯罪发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化的失败及消极的非社会实践是推动犯罪发生的社会因素;现代性文化冲突是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控制或打破犯罪形成的链条,是预防特殊群体犯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