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执行公开的必要性

我国现今的死刑执行都是高度警戒而封闭的,普通民众无从得知其执行的过程,这使死刑的执行在老百姓的眉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在笔者看来,死刑执行应该公开,这种公开可以增强死刑执行的监督力度,更能实现死刑执行的实体和程序公正,最后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同时可以起到维护刑法严肃性和威慑犯罪的目的；并且出于人权的考虑,这可以唤起民众内心的怜悯之心,培育出死刑废除的舆论土壤.     

试析从枪决到注射执行死刑是我国法治的进步

死刑的执行方式是死刑制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死刑执行方式在各个时代都有其特点。本文试图通过我国死刑执行方式的变化,对我国法治的进步进行探讨,以求我国执行死刑方式更科学、完善,希望我国死刑执行方式更人道,为我国最后废除死刑奠定基础。     

论我国限制死刑目的下的刑罚体系的改革

在刑罚体系中,死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刑种,它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不存在事后补救的问题,这是死刑区别于其他任何刑罚的非常性和特殊性所在。另外,死刑的执行是对生命权的剥夺,是涉及最根本人权、触及最深层人性的问题,这决定了死刑的刑法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单纯作为一种刑罚种类的功能。因此,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不是刑罚结构中单一刑种的微调,而必然要依靠整个刑罚体系的变革来推动。     

死缓适用之实质标准新探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都是死刑的执行方式,二者适用的界线不在罪责层面,而在伦理层面。"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适用原则,是刑事政策导入刑法的结果。由于在强调生命至上、保障人权的背景下,"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原则应当被解读为"被害人宽恕加害人的罪行",因此,被害人宽恕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适用的实质标准。在加害人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前提下,如果存在被害人宽恕的因素,那么可以对加害人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是,如果加害人犯下了震撼人类良知的罪行,那么即使其得到被害人的宽恕,法官仍得基于普遍正义的考量依法决定对其不适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简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最具现实意义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国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在功利与人道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最主要的根据。我国应以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立法替代措施,适时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公开死刑执行的数字,并于适当时机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最具现实意义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国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在功利与人道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最主要的根据。我国应以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立法替代措施,适时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公开死刑执行的数字,并于适当时机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     

美国死刑适用的最新现状及走向

美国每年死刑执行数量虽排在世界前五位,但减少和控制死刑的适用一直是其主流,特别是近年来废除死刑已成各州追求的目标。美国保留与适用死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死刑司法诉讼成本过高、种族成为影响死刑适用的明显不公平因素、错案频生、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保障的弱化、各州死刑适用极不平衡。美国废除死刑的动因主要有:国际社会的压力、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民众对死刑态度的转变。废除死刑后消解候决死刑罪犯的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上诉的形式消解死刑;二是寻求死刑的替代性刑罚措施;三是充分利用法定的特赦或大赦的方式消解死刑犯的中止执行,进而变为死刑的终止执行。     

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一种刑罚方法。由于死刑具有严厉性和残酷性，一旦实施将无法逆转，因此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已久，引起人们广泛的关于死刑合理性争议。合理正确看待死刑的存废问题，以此为鉴，并对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合理改革。     

我国死刑执行救济制度探索

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关系到人的生命权以及司法的公正性。死刑救济制度是规范死刑执行以及保护死刑犯权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死刑执行救济制度方面的研究很少,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死刑救济制度上的规定也还不够全面,无法有效地实现对于死刑犯最大程度上的权利救济。为了完善我国的死刑救济制度、更好地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对死刑救济制度的价值以及我国死刑执行救济制度现状的分析,并借鉴我国历史上在这方面的相关立法以及国外的先进经验,探讨如何具体完善我国的死刑救济制度;通过重点设立死刑复核结果强制申诉制度、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11条之相关救济规定、改变死刑执行以及监督的主体、建立死刑犯赦免制度等赋予死刑犯更多救济途径,从而保证死刑执行的公正性,保护死刑犯的人权。     

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对我国现行死刑复核制度的检讨及完善建言

死刑复核制度具有限制死刑的功能,也是“慎用死刑”的程序保障。现行死刑复核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应当将死刑复核权全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如此可以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死刑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对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刑事政政策。为解决处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效率问题,可在全国设立若干最高人民法院分院负责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同时还应当大力完善这一制度的具体规范,以保障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美国行政赦免制度及其对死刑执行的限制

赦免是各国以外在于司法制度的方法干预司法的一项制度.美国行政赦免制度是美国行政干预司法的制度.美国联邦和部分州保留了死刑,其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的运用已变得较为少见,但其仍是一个有效的限制死刑执行的制度.     

当代美国的死刑制度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曾经宣布暂停死刑执行,但是在1976年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目前美国是唯一仍然保留并适用死刑的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美国联邦系统和38个州的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还比较多,但是罪名相对比较集中;死刑诉讼程序严格且复杂;相对于美国庞大的犯罪数字,尤其是暴力犯罪而言,其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死刑数量仍属较低;美国死刑执行方式呈现为以注射方式为主多种执行方法并存的特点。美国死刑程序复杂但是死刑错判率仍然较高。     

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杀慎杀”制度。现行死缓制度是对中国古代“少杀慎杀”思想的扬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了新的价值。在理论上具有概念的扩张作用,折衷作用,体现双重刑罚目的作用;在实践中,具有培育适度死刑观念,贯彻“少杀”政策,真正做到“少杀”的作用。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是全面废除死刑的必要准备,符合国情的需要和刑罚理性发展的趋势。     

论死缓制度的缺憾及其弥补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既可以通过保留死刑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而维护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由于被判处死缓的人事实上基本都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死缓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但该制度在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存在着缺憾,从而限制了死缓制度效用的发挥,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并提出相应的弥补措施。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特点,而且将成为目前我国限制死刑的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有一定价值,但存在诸多弊端。即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死刑复核程序自身的弊端依然存在。应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实行死刑案件二审强制上诉制度,增加三审并原则上设定为法律审。实行合议庭法官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时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原则,并应对死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进行改革。死刑案件还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大化。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我国台湾地区死刑控制及其对大陆死刑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模式、死刑适用条件、死刑适用范围、死刑规定方式的控制以及死刑案件程序、死刑赦免、死刑执行的控制,还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死刑立法控制和司法控制的理念。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发现,台湾地区死刑控制与我国大陆死刑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即对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绝对不适用死刑。此外,台湾地区死刑控制对我国大陆死刑改革也有一定的启示,即将死刑适用的具体条件限定为危害生命或健康的严重犯罪;废除绝对死刑;提高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新增重罪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延长死刑追诉权期限;增设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制度,等等。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review and variation of sentence for the death penalty with a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The imposition of a death penalty with a suspension of execution (DPSE) for two years, and the procedure for judicial review of the DPSE both demonstrate the Chinese policies of “reduction in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cautious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the defendant was sentenced to death and immediately executed has declined, whereas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hich a DPSE sentence was given has increased. In China, judi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generall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procedure in cases where the sentence is a death penalty with immediate execution.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rocedures for review and variation of sentence in DPSE cases. Judicial review for DPSE sometimes exists in name only, and is sometimes overlooked altogether, which is inappropriate for a penalty of this severity. There are also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the laws regulating the review procedure for the DPSE, which lack provisions specify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due process during trial, nor do they completely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in dubio pro reo. In the procedure for variation of the DPSE sentence, the relevant laws do not adequately uphold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defense 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There are also difficulties regarding the time limits on ruling on a commutation of sent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cedure more reliable and guarantee the substantive rights of defendants sentenced to the DPSE, the relevant laws require a number of modifications and improvements.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的法律设计

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是指根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其意愿，对其适用脑死亡标准作为死亡判断标准。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具有自愿性、科学性和复杂性。预立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意思表示制度对自愿适用脑死亡标准有一定的制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