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但《刑法》第201条第4款中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归属其中。现行刑事立法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中概念不统一,《刑法》在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不当缺位,已有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刑事诉讼法》缺乏特赦令执行的程序规定,我们有必要完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立法规定。     

精神病被告人受审能力规则探析——基于美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思考

被告人有受审能力是美国刑事审判中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虽然受审能力规则与精神病辩护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不能互相包容。当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时,控辩双方和法官均可对被告人的受审能力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一经提出,法院就应当进行听证。听证前应当由精神病专家或心理学专家对被告人的受审能力进行评估和作出精神病学报告。如果被告人无受审能力,那么法院应裁定将被告人关押于精神病机构接受治疗。美国刑事审判中关于精神病被告人受审能力规则的实践为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构建相关的规则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监狱劳动合理化论纲

监狱劳动是自由刑执行中的基本内容,也是矫正、惩罚罪犯的重要方法。为适应自由刑行刑科学化的要求,监狱劳动应当合理化。监狱劳动的合理化,要求合理定位监狱劳动的目的、合理确定监狱劳动内容分配的标准和应考虑的因素、注意监狱劳动内容和执行地点的合理变更以及确定监狱劳动报酬的合理数额标准。     

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的罪名.“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是该罪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在理解和把握监管部门的责令改正时应当强调合格的责令改正主体、法定的监管权限、完整的责令改正通知内容、合理的通知方式,也要处理好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责令改正所持的异议.     

论死缓适用率的提高

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如何实现少杀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死缓制度的设计与适用在减少死刑的立即执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我国仍然大量存在死刑罪名的现实中、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在赦免制度缺失的制度环境里，提高死缓的适用率显得尤为迫切。应当通过立法与司法解释的途径，将死缓作为非暴力犯罪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放宽暴力犯罪死缓适用的条件，以达到提高死缓适用的目的。     

推定在犯意认定中的运用——基于英美国家犯意推定的思考

由于意识与意志的主观性,在刑事诉讼中,犯意的证明一直是困扰控方的难题。在缺乏被告人自白的情况下,犯罪的证明完全依赖于推定这一手段。但推定结论的或然性引发了人们关于犯意认定中推定运用可行性的怀疑;犯意推定的证据标准也无法与直接证明的标准一致;推定还可能导致证明责任分配上的争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中对于犯意推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规则,可资借鉴。     

国外行刑社会化及我国行刑社会化之完善

刑罚执行社会化是在刑罚执行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 ,使罪犯易于复归社会。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西方国家行刑社会化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我国在行刑社会化上已有了一定的成就 ,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与刑法的等级性

自原始社会末期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日益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领域的主导观念。礼的核心即在于树等级、别亲疏,礼治观念统治下的社会实际上是等级性凸显的社会。在这种观念和制度下,刑法亦无法摆脱等级的桎梏。受中国古代社会等级观念的支配,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法具有强烈的等级属性,这种等级性在罪名、刑事责任的大小和有无、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均有体现。     

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适用条件中的平等问题

行刑平等是刑法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主要的行刑制度。在这些制度的设计中，立法者应当贯彻刑法平等的精神，最高司法机关也应当本着平等的理念对这些制度的适用予以规范。但是无论是从立法的视角还是司法解释的角度，我国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中均存在一些不平等的因素。     

国际因素与尼日利亚的反腐败实践

作为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的腐败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腐败不仅阻碍尼日利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对尼日利亚国家和社会的声誉造成损害。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尼日利亚参与的国际公约、国际组织的要求,是债权国减免尼日利亚债务的前提条件,也是透明国际等非政府组织关注的焦点。以奥巴桑乔总统为首的民选政府上台后,通过完善反腐败立法、健全反腐败机关、追讨海外“黑金”和追究腐败者的法律责任等措施,与腐败势力展开了较量。尼日利亚的反腐败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