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思维的权力——基于司法权威的研究

近年来．许多案件被人们广泛评论，司法遭受前所未有的非难和指责，不断吞噬着本来就缺乏自信的司法权威。为揭示司法危机的本质，破解法思维权力与司法权威间的紧张关系，本文从法思维客观规律入手进行了深度的研究。认为。司法权威应该是一种秩序，即是对法律问题以法律的标准、法律的程序，通过法思维来解决的一种不可动摇的制度安排，应尊重并遵循法思维规律，通过制度的设计，充分保障法思维的权力，而又杜绝任性与恣意，实现合理和可实现的规范秩序，不受感觉、情绪、欲望和恐惧所阻碍。法思维不是司法危机的制造者，而是司法权威的保障和发展的力量，两者存在共荣关系，而非紧张关系。法思维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并遵循其特有的准则保障公正和正义，守护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提升路径分析——以司法权威的内在构成为视角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司法权威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影响司法权威构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司法权威的内在机制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司法权威由权力和威信两部分组成。司法判断力、司法拘束力是司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自制力、司法公信力则是司法威信的保障。因此,以内在机制为视角,应当从四个方面入手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司法权威:拓展法官培训范围,加强法官司法判断力;尊重既判力,加重违背裁决或命令的处罚,提升司法拘束力;净化外部环境,加强内心修养,提升司法自制力;增强法官能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的中国语境与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司法改革:从权力走向权威——兼谈对司法本质的认识

近年来一些司法改革措施效果不理想,其根源在于对司法本质认识的偏差。司法的本质是权威裁判,以此指导司法改革,就应该革除现行司法体制中带有权力色彩的因素,建立能增进裁判权威的司法新体制,使司法从权力走向权威。为此,作者主张：革新权力司法观,树立权威司法观;将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执行移转给行政机关,让法院专司裁判;确立以法官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新体制,重新考虑地方政法委员会协调公检法工作的合理性;改革对司法的权力监督模式,代之以法官弹劾制     

论司法权应具亲和力的十大理由

人治需要个人权威,法治则强调法律至上,需要司法权威。司法权,作为“法院享有的,对当事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权力”①,是法律正义的最终守护神,是司法权威的直接体现者,当然也具有权威性。但是,司法权威的获得,不是靠司法的威慑、威严、恫吓、暴力、冷漠、神秘、生杀予夺及不可接近性获得的,而是通过公正的判决来形成的。实际上,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充分发挥司法权的亲和力。亲和力是司法权存在和发挥功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权的本质特征。亲和力,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两…     

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

文章首先分析了权威的三种类型 (即源于信仰的权威、源于传统的权威、源于理性的权威 )以及权威在司法中的体现 ,进而从司法的目的、相对于立法的独立地位 ,司法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等方面论证了司法何以需要权威 ,并认为现代社会司法权威的特点乃是在于其是一种制度性权威而非个人权威 ;其为人认可的原因是形式公平而非实质的正确 ;其总是被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个层面分别论述了现代司法权威的保障机制 ,前者要求 :法官要有为公众信服的较高素质 ;司法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要通过程序的正当化维护司法权威。后者要求 :正确地处理好司法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司法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最后 ,文章在简要分析了司法权威在中国缺失的原因后 ,从 9个方面就司法权威在中国的复兴提出了建设性方案。     

左世忠：司法改革要突破部门利益之争

2008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3年多来绝大部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此轮改革深化了对权力监督制约，推进了司法公开与民主。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受许多因素制约，不少改革措施是部门利益之争妥协的产物。不少改革主要是围绕技术细节在做优化，极少涉及体制问题。下一轮司法改革，中心任务应当是围绕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目标，本着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监督制约的原则，重点调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权力分配，并规范其运行，基本解决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问题，树立起司法权威。     

从权威的司法到司法的权威——论司法权威之宪政化意义

司法如果成为一种权威,它不仅能够对社会进行很好的调控,而且在宪政领域内,它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有限度的行使的作用,也就是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威具有宪政化的意义。所谓宪政化,指的是司法权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在承认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用司法上独有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形式,以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真正维护宪法的价值观,保障公民权利,以期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秩序。司法权威的宪政化意义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通过司法权威所带来的制度化途径,将政治领域的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李庄案引发的对司法权威困境的思考

李庄案发生后,该案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专家学者抑或媒体大众都给予了不同的评论,为李庄鸣不平的声音之中也不乏对他的道德谴责。本文认为我国司法机制的薄弱,以及其权威的匮乏,究其原因主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司法运作背后各种因素的干预等,司法权威陷入困境的出路也要从树立人们的法律信仰,提高司法机关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唯如此方能改变现状,树立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若干问题探究——以我国法治建设为背景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维系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因此对司法权威的理解和树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事业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本文旨从比较中西方历史传统的视角对我国司法权威涉及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从而挖掘出司法权威屡遭冲击的一些根本性内因,继而对法治建设进程中司法改革的大致方向加以思考和探索。     

领导权威和权力制约论

本文通过对领导权威与权力内涵的比较、分析，指出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但当领导过分“有权”，即权力欲膨胀后，领导权威必然受到挑战，这样的权力与权威融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文章最后阐述了权力制约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法。     

突破悖论 求同存异——谋求司法权威与媒体监督的和谐之道

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威与媒体监督是构建社会公正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二者权力属性、运行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发生冲突在所难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公民法律意识的逐渐提高,如何在媒体监督与司法权威间寻求平衡点显得日益重要。本文认为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突破司法权威与媒体监督的悖论,求同存异,才能寻求二者和谐共存之道。     

试论司法权威的外在基础

司法权威的确立，离不开相关条件的支撑。从外在基础而言，必需强调政治力 量对司法机构的尊重，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倡导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理性对待，同 时当事人应当抱持对司法审判的高度信任。而目前我国司法权威的不足以及司法公信力的下 降，均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密切相关。     

法院政治功能的实现机制

现代法院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应当在监护国家体制、制约权力、维护宪政制度、形成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强大的政治功能。由于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权力的架构和相互关系,涉及民主宪政之保障,法院政治功能的实现需要独立的司法体制、专业的法官配置、高度的司法权威和畅通的政治渠道等制度和条件的支撑。     

判后答疑质疑——兼论司法权威的实现路径

判后答疑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大量涉讼信访案件的司法政策，虽然短期有助于降低申诉率、上访率，但因其固有缺陷和功能缺陷，长期坚持判后答疑会有损于司法权威。所以司法机关应当将实现司法权威的重心由诉讼外的司法政策转移到诉讼内的制度主体上来，并通过判前说理制度、判词阐明制度、释明制度来重建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司法权威取决于人们对司法主体的文化定位、司法过程的文化认同和司法结果的文化支持。司法主体权威的内：函、能量和界限取决于司法角色的文化定位、司法功能的文化期待和司法管辖范围的文化选择；司法活动是寻找事实和寻求法律的文化认识、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的过程，其权威根源于文化认同，来自于文化共识，立基于文化解释。司法裁判的权威深受人们诉讼观念的影响，尊重司法结果的文化意识是司法权威确立的前提，认同司法结果的文化取向是司法权威的基础，支持司法最终解决的文化理念是司法权威的支撑。只有给法官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只要对司法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法律解释、司法立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法官才能摆脱外在的各种压力，真正走向自治和自强，从而不断地提升司法的权威性。     

法律权威的可能性——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律能否主张权威？这既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难题。本文通过深入当代西方实践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借助分析与规范的方法,以行动与理由的解释核心,阐释权威概念的哲学内涵。借助法哲学家拉兹给出的权威的服务观念,证明法律能够主张正当权威,但是法律的权威并不是道德性权威,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能产生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理由,因此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本文试图通过以法律权威的探讨为主线,借助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法律的含义做出规范性的解释,来廓清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权威难题。     

“权力——权威”关系模式所形成的领导风格探讨

权力有强弱之分，权威亦然。本文运用‘权力——权威”的四种关系模式，即强权力——强权威、强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强权威的关系，分别对五种不同领导风格进行探讨，从而使领导者在运用权力的同时考虑到权威的影响因素，同时使领导者更充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进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     

论法制的权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作者强调,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应该首先理所当然地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然后再推动制度化的论证性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兼有技术调整和意见论证的程序权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是健全的、稳定的、依法的民主运作机制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