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临时机构的组织法调控及其改革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央以及地方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安排与资源调配,设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等形式的临时机构.临时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力架构和运作方式等问题受到法学理论的关注和重视.临时机构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强调分权基础之上的整合协作和行政任务的整体推进.临时机构作为行政组织形式,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其通过授权或委托取得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但通常不能承担法律责任.临时机构扩展了行政组织的基本形态和类型化,为行政组织法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临时机构的行政组织法构建必须立足于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以行政任务为圭臬,以行政协作为价值准则.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

<正> 军事立法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的权力,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的权力,中央军委的下一级军事机关制定军事规章的权力,以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与军事机关联合制定或单独制定军事行政规章的权力。目前,军事法律、军事行政法规和军事行政规章这三种军事法的渊源在宪法上已有规定,而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在宪法上没有直接规定。因此,对于中央军委及其下一级军事机关的军事立法权在学术界乃至立法机关有不同看法。     

论立法体制的完善

推进科学立法,关键是完善立法体制.在职权立法体制中,应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权力机关上下级之间和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立法职权的划分.在授权立法体制中,应明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国人大授权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时调整...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朱阳明军事立法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的权力，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的权力，中央军委的下一级军事机关制定军事规章的权力，以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与军事机关联合制定...     

预算的法律保留：理论证成与规范分析

预算的法律保留是指预算立法权的法律保留,其并非传统的“侵害保留”,也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以及“绝对保留”。我国《立法法》第11条关于“专属立法权”条款实质上确立了法律保留的原则,因而其中包括预算在内的“财政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并不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些事项的授权立法。当然,“专属立法权”属于立法权的保留,我国《宪法》规定的有关预算条款却是国家机关的事项权。因此,《宪法》有关预算条款不能成为预算立法权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预算法》第98条关于“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明确性要件,从根本上解决预算法律保留及其授权立法的明确性问题还要诉诸宪法,并在《立法法》授权明确性规范基准上,由《预算法》在授权立法条款中予以具体规定。     

宏观调控决策权的重新审视

宏观调控决策权是一种区别于宏观调控活动中管理决策权、业务决策权的战略决策权。我国宪法规定的宏观调控决策权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包括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宏观调控决策权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大事项决定权,其运行必须受到宪法、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假使违法行使宏观调控决策权,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非仅承担政治责任。     

从人大职权的视角分析新时期的地方人大工作

一般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包括"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四权。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为"立法权、监督权、议事权"三权。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履行职能,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而努力,要通过健全议事职能的制度建设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提高议事能力与水平,同时要发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在其立法空间内履行好立法职能,并把监督职能发展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形式,使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从而在逻辑上与事实上"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论全国人大授权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基础和界限

2023年《立法法》修改新增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这是对实践中两机关协作立法经验的制度化。全国人大在历史上有过三种情形的授权先例,但存在规范依据不明确与授权形态不一致等情况。授权制定法律具有宪制结构层面的原因,授权的规范依据在于《宪法》第67条第22项。授权不能突破宪法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设置的对立法权的绝对保留,全国人大必须就相关立法事项作出重大宪制决定。全国人大授权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可实现民主与效能之间的再平衡,试验型授权与执行型授权是更可取的制度形态。应进一步提高授权的规范化水平,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编制的法规性质和完善编制法制

社会主义的编制规划,具有法规的性质。邓小平曾指出:“编制就是法律。”首先,编制工作是依照法律进行的。《宪法》第89条第17款规定:国务院“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其各部、委机构的建立、撤销或者合并,由国务院总理提议并报请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下属工作部门     

把国务院的职权收归全国人大没有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制定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是国务院的职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归国务院这一职权没有实际意义. 立法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试论立法变通权制度的完善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仅适用于本地方具体情况的灵活变通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变通权;另一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变通权.但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而且其行使还要受到特定国家机关的监督.     

上级人大无权对下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

首先,各级人大之间不存在行政化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宪法所规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中,针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只有一项,即“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在地方人大组织法中,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规定也只有一项,即“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德、美联邦行政机关机构设置权之差异与统合

作为行政自组织权的一部分,德国与美国联邦一级行政机关有自行设置机构的权力。晚近以来该权力发生了一定的变迁。本文试图讨论两国联邦行政机关机构设置权的权力范围、权力属性及权力变迁之原因。该权力在两国均受宪法与法律控制,并以司法审查作为控制该权力的最后手段。     

行政组织法视域下的国务院“三定”规定研究

现代法治国家要求以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来规范各级政府的部门设置、职权配置和人员编制。在我国,虽然国务院＂三定＂规定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这种规定并不具有行政组织法的性质与效力。因此,应当在完善国务院＂三定＂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制定各部门组织法规和＂组织基本法＂,以期建构完善的行政组织法律体系。     

论离婚的法定标准

离婚的法定标准即法律所规定的准予或不准予离婚的标准。广义的法定离婚标准主要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及其婚姻主管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离婚标准，散见于婚姻法、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     

应加快新形势下的国防立法步伐

国防立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及其被授权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制定国防法律、国防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它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国防基本法律和国防法律,也包括国务院单独或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国防行政法规,还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单独或与中央军委各总部、国防科工委联合制定的国防行政规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适应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颁布了如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一系列的国防法律和国舫行政法规。为适应加     

对台商投资征收及其补偿的几点思考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台胞在大陆的财产性权利提供了制度保护。但这些制度比较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较大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台商在大陆的投资,落实《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全国人大可授权国务院、经济特区权力机关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规定,就台资征收补偿立法。台资征收补偿的法律应该就征收主体,征收程序、范围,补偿标准、被征收财产的估算及救济方式做出相关规定。     

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

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坚决反对西方的分权原则,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之下进行权力分工。属性论、职能论和过程论是权力分工的三种基本方式,我国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工综合使用了这三种权力分工方式。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工"的结构。但六权之间并不是周延的逻辑划分,而是保留组建新的国家机构、创设新的权力分支的可能。在国家机构的职权配置层面,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存在大量的权力混合,除相对集中的军事权之外,几乎每一种权力都被层层分割给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     

涉嫌违法犯罪者家庭连带责任的合宪性分析

由地方议事协调机构通过规范性文件针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成员和近亲属设定连带责任存在多重违宪风险。在实体内容方面,相关惩戒措施违背了责任自负原则、破坏了基于人格独立的以互惠和对等为基本准则的家庭秩序。在决策主体方面,由地方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惩戒措施违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决策形式方面,由不具立法位阶的规范性文件设定一系列限制基本权利的惩戒措施构成实质行使立法权,明显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备案审查对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的进程与展望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兼职制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组成人员兼职的历史条件,即在战争时期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兼职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革命政权实行军事管制的政治权力结构为兼职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制度提供了的社会基础;1954年宪法制定参考革命时期的实践基础、历史经验与国际经验成为宪法确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兼职的制度基础.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组成人员兼职制度以后,逐步在专职化方面努力.1982年宪法在此基础上继承了这个制度.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专职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且主要体现在发展逐步提高专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比例,增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增加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数提高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参加专门委员会的比例,改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年龄结构.回顾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与专职化改革有着积极的历史借鉴基础.